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汉口。

    长江水浑黄如沸，江风裹着硝烟、焦油和血腥味，劈头盖脸地灌进武昌城。城墙上，吴佩孚留下的直系残部还在死撑，蛇山顶的炮台每隔半个时辰便轰隆一响，把洪山一带的民房震得瓦片乱飞。

    沈砚之站在第四军前线指挥所的土坡上，披着一件被弹片刮出三道口子的灰呢军大衣，手里捏着一张被汗水浸软的军用地图。地图右下角，他用朱砂点了一个圈——那是武胜门内侧一段塌陷的城墙，昨夜工兵摸进去探过，说是“可容百人攀援”。

    他身边站着两个副官，一个叫周铁山，一个叫柳青崖。两人都不说话，只盯着主帅的侧脸。

    沈砚之今年四十有三。从宣统三年的山海关雪夜算起，他已在枪林里滚了整整十四年。眼下这身军装，肩上的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