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军接过信，扫了一眼日期，立刻兴奋道：“这是1月10号之后寄出来的。”

    信上的字迹有些潦草，但内容很清楚。

    马汉庆在信里跟女朋友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说“有重要的事得跟你说说”。

    “他还在武汉市周边活动。”

    王建国指着地图上的麻城，“离武汉市不远，坐车也就两个多小时。他肯定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以为咱们查不到这儿来。”

    指挥部迅速做出决定：诱捕。

    麻城那边布下了重兵，便衣民警提前守在了约定地点的周围。

    同时，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找到了马汉庆的女朋友——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长相清秀，在一家小工厂上班。

    派出所长老陈把话说得很直白：“姑娘，你得配合我们。”

    姑娘低着头，一言不发。

    “马汉庆是杀人犯，手上有好几条人命。你知道包庇他是什么后果吗？”

    老陈的声音不高，但把后果说的很清楚，“窝藏、包庇重大犯罪嫌疑人，那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你年纪轻轻，想把自己的下半辈子搭进去？”

    姑娘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我配合。”

    约定的那天，姑娘就守在电话旁边。民警们藏在隔壁房间，电话线接上了监听设备，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等着。

    上午十点刚过，电话铃响了。

    那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姑娘的脸色“刷”地白了，伸手去接电话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话筒差点没拿住。

    隔壁房间里，几个民警交换了一下眼神。赵刚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心里念叨着：稳住，千万稳住，别露馅儿。

    姑娘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声音明显不对：“喂……嗯……嗯……啊……那……那你来吧……那个……我……”

    她的舌头像打了结，每个字都哆哆嗦嗦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啪嗒。”

    挂断了。

    姑娘愣住了，拿着话筒半天没动。

    隔壁的民警们面面相觑，赵刚一跺脚：“坏了！马汉庆听出来了！”

    老陈赶紧冲出去，领着姑娘就往约定的地点赶。

    那是一个小公园，冬天的树光秃秃的，便衣民警早就散在四周。

    他们从上午一直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第二天天亮。

    马汉庆始终没有出现。

    这个人太警觉了。

    女朋友说话时那一点点的异常，隔着电话线他都捕捉到了。

    诱捕失败。

    指挥部马上改变侦破的方向，把侦查重点转到张俊身上。

    一百多名侦查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全方位排查张俊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张俊的住所、周望弟的住所、马汉庆的住所，全部实行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

    同时，指挥部严密封锁了周望弟被击毙的消息——张俊还不知道他的同伙已经死了。

    “周望弟的死讯绝不能走漏。”

    陈建军在会上强调，“一旦张俊知道了，他肯定跑。”

    侦查员们很快摸到了一条关键线索：张俊有个亲戚，住在北京市附近。

    “他去北京市了。”赵刚判断，“这个人胆大心细，他知道武汉市查得严，反其道而行之，往北京跑。北京那么大，他觉得咱们找不到他。”

    指挥部立刻下令：赵刚带人，立刻赶赴北京。

    到了北京市，赵刚没急着动手，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请求协助。

    那边的派出所一查，果然，张俊就在亲戚家。

    接下来就是蹲守。

    北京市的冬天比武汉市冷得多，赵刚和同事们裹着大衣在胡同口蹲了整整两天两夜，冻得手脚都快没知觉了。

    第三天凌晨，张俊出来倒垃圾，被赵刚一眼认出来——一米六左右的个头，留着点小胡子，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上！”

    几个便衣从不同方向围了过去。

    张俊反应很快，扔了垃圾袋就想跑，被赵刚一把摁在地上。

    “张俊！”

    张俊挣扎了两下，听到自己的名字，身子一僵，不再动了。

    1996年1月28日上午，张俊被从北京押解回武汉市。

    审讯室里的灯光很亮，陈建军亲自审他。

    “张俊，你知道周望弟怎么样了吗？”

    张俊的眼睛动了一下，没吭声。

    “他死了。”

    陈建军盯着他的眼睛，“被警察当场击毙。你如果想跟他一样的下场，可以继续扛。”

    又是一阵沉默。

    张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我说。”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起惊天大劫案的幕后准备，竟然长达一年半。

    张俊的爱人叫李秀梅，在武汉市某化工厂上班。

    1994年夏天，李秀梅有天回家吃饭，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厂发工资了，财务科堆了好多钱，一万一捆，得有三十多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张俊放下筷子：“你们每个月几号发工资？”

    “十号前后吧，不固定，反正那几天。”

    过了几天，张俊特意去了趟有机化工厂，说是接媳妇下班，实际上在财务科门口转悠了一圈。

    透过窗户，他确实看到了成捆的现金。

    三十多万，对一个月工资几百块的工人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

    当天晚上，张俊就找到了马汉庆和周望弟。

    “有机化工厂，每个月十号前后发工资，一次三十多万。”张俊压低声音，“那地方偏僻，好下手。”

    马汉庆眼睛一亮，他从部队复员之后就没正经上过班，手头紧得很。

    周望弟也一样，正愁没来钱的道儿。

    “干。”

    马汉庆一锤定音。

    从1994年底到1996年1月10日案发当天，三个人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做同一件事：十号前后，到某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踩点儿。

    他们像三只耐心的蜘蛛，慢慢织着网。

    运钞车几点到、几点走、走哪条路线——记下来。

    押运员穿的什么衣服、带没带枪、几个人——记下来。

    提款的是哪几个人、长的什么模样、每次提多少——记下来。

    办事处周围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最近的派出所在哪儿——全都记下来。

    三个人每个月至少碰两三次头，把各自观察到的情况凑在一起，反复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