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警方的质问，张明高不慌不忙。

    他坐在审讯椅上，那张单眼皮下面的眼睛半眯着，神情平静得可怕，甚至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

    “你们想知道？”

    他的声音很轻，很慢，像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

    “行。我告诉你们。”

    他抬起头，看着审讯人员。

    “我，从头讲起。”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

    张明高坐在审讯椅上，不慌不忙，甚至带着一种从容。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所有警察愣住了。

    “我杀人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报复。”

    他顿了顿，接着又说，

    “要不是你们抓住了我，还会出更大的事儿——我准备杀500个人，杀光我所有的仇人，破个世界纪录！”

    审讯的警察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仇人有500个？不会吧？你认识的人能有500个就不错了。”

    张明高冷笑道:

    “500算什么？世上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杀了才好呢！”

    几个警察面面相觑，这个人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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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高，武汉市人，1963年3月13日出生，家住硚口区汉正街周安夏里2号。

    身高一米六八点五，单眼皮，瘦小精干。

    原本是武汉热水器厂精工车间的三级车工，后来自动离职。

    张明高之所以走上杀人抢劫、报复社会的这条路，和他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的童年和少年，几乎可以说是在泥里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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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高三岁那年，他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无辜逮捕，一关就是好多年。

    说起来，他父亲也是个聪明人，手上有技术。大概是公私合营的时候，和人合伙开了一个小的机器作坊。

    那本来是国家鼓励的事儿，结果后来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分子”。

    在那个年代，被扣上这顶帽子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张明高刚记事儿起，就亲眼看着父亲被挂牌游街、被人当街辱骂、被人用脚踹、用拳头打。那些人吐口水、扔菜叶、用皮带抽。

    他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父亲满身是血地被人拖回来，母亲在旁边哭得眼睛都肿了。

    “爸……”

    他跑过去拉父亲的衣角。

    父亲用那只没被打断的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什么都没说。

    父亲入狱后，全家六口人，就靠母亲在一个民办工厂挣的那点微薄工资撑着。

    母亲有严重的慢性病，喘起来连腰都直不起来。

    可家里哪有钱治病？

    病发了就躺着硬扛，扛过去算运气，扛不过去就熬着。

    每个月全家只有五毛钱用来买菜。

    五毛钱，买什么菜？

    全家人吃的菜，基本都是十来岁的大哥张明高，在菜场的垃圾堆里翻出来的。

    烂菜叶、烂萝卜头、别人扔掉的菜帮子。

    他蹲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边，用黑乎乎的小手扒拉着，把稍微还能吃的东西捡回去。

    “小兔崽子！又他妈来捡菜！滚远点儿！挡着老子做生意了！”

    菜贩子嫌他蹲在摊子旁边影响生意，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张明高瘦得像根竹竿，被踹得一个踉跄摔在地上，手里的烂菜叶洒了一地。

    他不敢哭，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等那菜贩子不注意了，又蹲回去继续捡。

    “油腥？家里连酱油都舍不得放。”

    张明高后来回忆说，

    “买米的钱，很多时候都是借的。今天借东家，明天借西家，借得我母亲在人家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贫苦、穷困、屈辱。

    这三个词，像三根钉子，从张明高很小的时候起，就一根一根地钉进了他的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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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高十岁那年，母亲走了。

    那个常年卧病、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女人，最终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她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都没闭上——她放不下这五个孩子。

    “妈……妈！你睁开眼看看我啊...妈！”

    张明高跪在床前，哭得嗓子都哑了。

    母亲走的时候，张明高十岁，大姐十二岁。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全家的担子，就落在了十二岁的大姐和十岁的张明高身上。

    张明高的声音里，已经听不出悲喜:

    “那段日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就是饿。每天都饿。弟弟妹妹饿得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又哭。”

    两个孩子，撑着一个家，撑了两年多，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姐，咱带着弟弟妹妹去跳江吧。”

    有一天晚上，张明高忽然对大姐说。

    大姐愣了，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她说:

    “好。活不下去了，就一起走。”

    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带着三个更小的孩子，真的走到了江边。

    江水黑得看不到底，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跳吧。”

    张明高说。

    大姐点了点头，刚要迈步——

    “明高！你们干什么！”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几个孩子回头一看，一个瘦削的男人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满脸是泪。

    是父亲。

    父亲终于平反出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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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个聪明人，脑子活，手也巧，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容易相信人。

    出狱以后，他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门心思想要翻身致富，给孩子们创造个好条件。

    他和几个同事一合计，利用厂里的设备，办了个小型的加工厂。

    “爸这回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父亲拍着胸脯说。

    结果，好日子没等来，祸事先来了。

    一次操作失误，设备坏了。

    本来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大伙合伙干，风险共担。

    可那些所谓的“朋友”，一看要赔钱，一个比一个溜得快。

    今天这个说“这不是我操作的”，明天那个说“我当时就不同意”。

    最后七拐八拐，数目不菲的赔偿金，全都压到了张明高父亲一个人头上。

    “老张人老实，不坑他坑谁？”

    那些人私下里说。

    父亲在狱中落了一身病，出来之后身子骨本来就差，这一下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人一下子就垮了。

    父亲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四十岁的人看着像六十岁。

    没多久，张明高的父亲发病也去世了。

    到死，债都没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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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死了，债主还追着不放。

    工厂的设备维修款，最后只能由厂里承担。

    算下来，影响了每个工人几角钱的奖金。

    本来人死账消，几毛钱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可工人们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