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没有准备好的问题

作品:《广岛放晴

    午饭是在市政府附近解决的。

    下午还有Q&A修改会,谁都没有走远。

    藤井找了一家离会议室不到五分钟的午餐定食店,项目组的人分成两桌坐下。

    沈晴点了烤鲭鱼定食。

    鱼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热气,旁边是味噌汤、腌菜和一小碟冷豆腐。

    上午的模拟比预计多用了十分钟,所有人坐下来以后,反而没有立刻说工作。

    教育负责人先喝了一口水。

    “刚才真的有点像记者会。”

    翻译负责人笑。

    “后面已经不像模拟了。”

    “哪个问题?”

    “‘最有代表性的被爆者故事’那个。”

    桌边安静了一瞬。

    沈晴低头夹了一块鱼。

    藤井倒是很平静。

    “所以才要模拟。”

    她说。

    “如果今天不问,开馆以后也会有人问。”

    “而且真正的记者不会因为我们觉得问题不好回答,就换一个。”

    九里坐在靠墙的位置。

    “他们还可能问得更直接。”

    “比如?”

    教育负责人问。

    九里想了想。

    “最惨烈的展品是什么。”

    “最震撼的照片是哪一张。”

    “有没有适合拍摄的被爆者。”

    桌上又安静了。

    翻译负责人苦笑。

    “听起来很不舒服。”

    “但很现实。”

    沈晴说道。

    她以前接触过媒体。

    知道记者并不一定怀着恶意。

    更多时候,只是工作方式不同。

    报道需要角度。

    视频需要画面。

    标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告诉读者:

    为什么应该继续看。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一个传播上完全成立的判断,有时候放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未必仍然成立。

    藤井把筷子放下。

    “所以下午先不追求把所有问题都写出漂亮答案。”

    “先分类。”

    “哪些可以直接回答。”

    “哪些需要补充事实。”

    “哪些必须由对应负责人回答。”

    “还有——”

    她停了一下。

    “哪些问题,我们本身就不应该按照对方提出的方式回答。”

    沈晴抬头。

    这一句,比准备多少条Q&A都重要。

    下午一点半。

    会议重新开始。

    上午用过的白板没有擦。

    最下面还留着那一行:

    是否需要建立媒体使用个人口述资料的原则。

    藤井在旁边重新画了四个区域。

    A可直接回答

    B需确认后回答

    C限定负责人回答

    D需重新判断提问前提

    “D是什么?”

    有人问。

    沈晴看着最后一栏。

    “比如上午那个问题。”

    她说。

    “‘最有代表性的被爆者是谁’,不能直接开始讨论选谁。”

    “要先判断,我们是否接受‘代表性’这个前提。”

    藤井点头。

    “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四十多道原有问题被重新拆开。

    “新馆什么时候正式开放?”

    A。

    “预计一年接待多少海外游客?”

    B。

    “馆内温湿度标准如何设定?”

    C。

    “新馆是否希望成为广岛新的旅游地标?”

    有人刚准备放进A,九里开口:

    “D。”

    沈晴看向他。

    “这么快?”

    “‘旅游地标’是谁的定义?”

    “媒体的。”

    “所以要先接受?”

    沈晴拿起笔。

    “那你准备怎么回答?”

    “不知道。”

    九里说得理所当然。

    “所以才放D。”

    沈晴忍不住笑。

    “D最后会被你塞满。”

    “总比A里塞满标准答案好。”

    藤井敲了敲桌子。

    “先放D。”

    问题继续。

    “资料馆是否担心年轻一代对战争历史失去兴趣?”

    这一次,沈晴没有马上分类。

    教育负责人说:

    “A?”

    “我觉得B。”

    翻译负责人说。

    “需要数据。”

    沈晴看了一会儿。

    “D。”

    几个人同时看向她。

    九里也抬起头。

    “理由?”

    “‘失去兴趣’这个说法已经假设年轻人应该用某一种方式表现出兴趣。”

    她说。

    “如果一个学生参观完以后没有留言,没有参加活动,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不能因此判断他没有兴趣。”

    教育负责人点了点头。

    “尤其是我们才刚刚确认‘允许沉默’。”

    “对。”

    沈晴把问题移到D。

    九里看了一眼,没有说什么。

    只是低头在自己的资料上也做了同样的标记。

    下午三点以后,问题越来越细。

    不同媒体的采访时间。

    摄影区域。

    是否允许直播。

    馆内能否使用三脚架。

    记者能否单独采访工作人员。

    被爆者姓名、照片和历史资料的引用范围。

    海外媒体如果自行联系讲述者,馆方是否介入。

    已经公开过的证言,能否视为可以再次自由使用。

    这一条让会议停了很久。

    “公开过,不等于永远同意任何方式使用。”

    藤井说。

    “尤其是剪辑。”

    “如果只是引用已经出版的内容呢?”

    “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要分开。”

    有人说道。

    沈晴在资料上记下:

    公开≠无限制使用。

    九里坐在旁边,看见了。

    “这个星期五也要谈。”

    “嗯。”

    “今天别先得出结论。”

    沈晴看他。

    “我只是在记问题。”

    “你有时候记着记着就会开始解决。”

    “这是职业习惯。”

    “改掉。”

    沈晴放下笔。

    “你要求是不是太多了?”

    “现在还来得及。”

    她看了九里两秒。

    最后还是在那句话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公开≠无限制使用?

    九里看见,没有再说话。

    下午四点十分。

    第一轮分类终于结束。

    原来的四十七道问题里,只有二十一道被留在A。

    九道进入B。

    七道进入C。

    剩下十道,全在D。

    藤井看着白板。

    “比我想的多。”

    九里说:

    “我以为会更多。”

    沈晴靠在椅背上。

    “你当然。”

    工作人员开始重新打印第二版Q&A。

    等待的时候,翻译负责人打开邮箱。

    “对了。”

    她忽然说道。

    “海外媒体那边今天又补了一批预采访问题。”

    藤井抬头。

    “开馆采访?”

    “嗯。国际交流那边转过来的。”

    “多少?”

    “十几个。”

    会议室里同时响起几声叹气。

    翻译负责人笑了。

    “放心,不是今天全部回答。”

    她把邮件投到屏幕上。

    标题是:

    海外媒体事前質問一覧追加分

    (海外媒体预设问题追加项)

    下面按照媒体所在地区排列。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韩国。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有的是报纸。

    有的是电视台。

    也有纪录片制作团队。

    问题大多和上午类似。

    新馆和现有馆舍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选择现在开放新馆。

    广岛希望向下一代传达什么。

    海外游客数量是否持续增加。

    年轻人如何理解战争。

    沈晴一条一条往下看。

    直到翻译负责人忽然停住鼠标。

    “这个有点不一样。”

    屏幕上,是一家欧洲纪录片制作团队提前提交的问题。

    只有三行。

    第一句:

    除了1945年8月6日当天的经历,新馆是否也保存被爆者之后的人生记录?

    会议室安静下来。

    第二句:

    例如他们后来如何工作、建立家庭、变老,以及如何与身体和记忆长期共处。

    第三句:

    如果存在这样的记录,我们希望了解。

    没有人马上说话。

    沈晴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体慢慢坐直。

    她盯着屏幕。

    工作。

    家庭。

    变老。

    身体。

    记忆。

    这些词没有一个特别。

    可放在一起的时候,她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却是胜一。

    东京的居酒屋。

    长野的滑雪比赛。

    三个留在右腿里的钢钉。

    一次又一次的复健。

    结婚。

    生子。

    孙子。

    还有星期一下午,他坐在广岛烧店里说的那句话。

    这些,好像没有人关心。

    现在,终于有人关心了。

    沈晴没有出声。

    翻译负责人问:

    “这个放哪一类?”

    教育负责人犹豫了一下。

    “B?”

    “现在没有正式项目。”

    藤井说。

    “星期五也只是前期研究会。”

    “那是不是直接回答,目前尚未建立系统性的战后生活记录?”

    有人问。

    藤井没有马上决定。

    九里忽然说:

    “先不要回答得这么快。”

    沈晴看向他。

    九里仍然看着屏幕。

    “它问的是‘是否保存’。”

    “不是问‘有没有项目

    ’。”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像。

    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也许已经存在零散记录。

    也许过去的证言里偶尔提到过战后的生活。

    也许医院、家庭、地方资料、个人笔记里留下过一些东西。

    只是从来没有被作为同一个问题重新整理。

    藤井点头。

    “放B。”

    她说。

    “星期五之前先确认现有资料范围。”

    翻译负责人移动鼠标。

    问题被拖进B类。

    没有人再多说什么。

    沈晴低下头。

    在自己的纸上把那家媒体的名字记了下来。

    只写了一遍。

    没有画圈。

    也没有做特别标记。

    然后会议继续。

    下一个问题很快出现在屏幕上。

    “新馆是否考虑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对年轻海外游客的传播?”

    有人笑了一声。

    “这个谁回答?”

    几个人同时看向沈晴。

    她叹了口气。

    “看我干什么?”

    九里说:

    “你的专业。”

    “那也先放D。”

    “为什么?”

    沈晴抬头。

    “因为‘扩大传播’不是目的。”

    九里点了一下头。

    “有进步。”

    “谢谢你。”

    沈晴面无表情。

    “完全不需要。”

    晚上六点半。

    窗外的光已经开始变暗。

    第二版Q&A打印出来以后,他们又从第一页重新过了一遍。

    措辞。

    负责范围。

    回答边界。

    是否需要数字。

    是否可以举例。

    哪些词在日语里成立,翻成英语以后可能显得过度确定。

    哪些回答必须避免把“希望”说成“效果”。

    “让年轻人思考和平。”

    改成:

    “为不同年龄的参观者提供接触历史与思考和平的机会。”

    “让海外游客理解广岛。”

    被沈晴划掉。

    “‘让’的语气太强制了。”

    她说。

    “我们不能保证别人理解什么。”

    最后改成:

    “帮助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参观者接触相关历史资料。”

    七点十分。

    第三版。

    七点四十五。

    最后确认。

    会议室里的人已经明显比下午安静。

    桌上多了几瓶空水瓶和便利店买来的咖啡。

    藤井看了一眼时间。

    “今天到这里。”

    没有人反对。

    电脑陆续合上。

    白板上的四个分类仍然没有擦。

    A。

    B。

    C。

    D。

    那些早上看起来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到晚上以后,反而留下了更多问号。

    沈晴收拾资料的时候,又看见下午那份海外媒体追加问题。

    已经打印出来,夹在Q&A最后。

    那家欧洲纪录片团队的问题仍然排在中间。

    没有加粗。

    没有特别标记。

    和其他十几个问题一样,只占了普通的三行。

    沈晴翻过去。

    没有停留。

    星期五还没有到。

    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所谓“战后生活口述记录”,最终会不会真正成为一个项目。

    现在讨论任何采访对象都太早。

    她合上文件夹。

    九里已经走到门口。

    “还不走?”

    “来了。”

    沈晴关掉电脑。

    经过白板的时候,她看见最下面那行上午留下来的字:

    是否需要建立媒体使用个人口述资料的原则。

    下午,他们没有解决它。

    只是决定把它带到星期五。

    走出会议室时,外面的办公区域已经空了大半。

    电梯门打开。

    两个人走进去。

    沈晴按下一楼。

    九里忽然问:

    “下午那个欧洲团队的问题,你看见了吧?”

    “看见了。”

    “想到胜一先生了?”

    沈晴沉默了一秒。

    “嗯。”

    电梯开始下降。

    “但现在还太早。”

    她说。

    “我知道。”

    九里没有再问。

    一楼到了。

    门打开。

    外面是已经暗下来的广岛。

    两个人走出去。

    谁也没有再提那三行问题。

    它被留在一份还没有最终确定的Q&A里。

    和其他问题一起。

    等待确认。

    等待回答。

    等待星期五。

    此刻没有人知道,

    有些问题之所以提前出现,

    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立刻准备好答案。

    只是为了在很久以后,

    当答案真正来到面前时,

    他们能够认出来——

    原来曾经有人,先问过“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