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四十分，一名美国记者把问题转向被爆者高龄化。

    “随着越来越多幸存者进入高龄阶段，资料馆未来会如何处理第一人称证言逐渐减少的问题？”

    藤井按照预定范围回答。

    既有证言、影像、资料的保存与教育利用会继续。

    与此同时，馆方正在进行一项前期调查，了解被爆者对于记录战后生活经历的意愿。

    记者立刻问：

    “战后生活？”

    “是。”

    “指的是爆炸以后的治疗和后遗症吗？”

    “包括，但不只这些。”

    藤井说。

    “也包括工作、家庭、日常生活、年老，以及一个人在之后几十年里如何继续生活。”

    会议室里出现短暂的安静。

    下一秒，几个人同时举手。

    沈晴看见以后，心里反而一紧。

    关注来了。

    这本来应该是传播工作最喜欢的时刻。

    可她第一反应却是：

    不要说太多。

    藤井显然也知道。

    她没有公布具体姓名。

    也没有讲胜一。

    只说明第一轮前期调查已经收到不同类型的反馈，有人愿意进一步接受采访，也有人不愿意或暂时无法决定。

    “所有记录都会以本人意愿为前提。”

    她说，“愿意接受采访，也不等于同意公开。具体保存和利用方式仍在研究中。”

    一名记者问：

    “未来会设置专门的展示空间吗？”

    “目前没有决定。”

    藤井回答。

    “所以项目还没有正式启动？”

    “前期研究已经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成果？”

    “现在无法给出时间。”

    这个回答显然不够新闻化。

    却没人补充一个更漂亮的日期。

    因为人的讲述不是开馆倒计时。

    不能写成三十天、二十天、十天，然后准时上线。

    十二点，集中说明结束。

    媒体按照分组进入馆内。

    镜头终于真正进入那些他们过去几个月不断测试的空间。

    有人拍导视。

    有人拍建筑。

    有人站在重新整理心情的空间里很久。

    一名摄影记者对着空椅子拍了几张。

    工作人员没有安排任何人坐进去。

    也没有在桌上特意摆纸和笔。

    空间就是它实际会有的样子。

    有人的时候有人。

    没有人的时候空着。

    下午一点以后，进入预约采访时间。

    沈晴负责协调海外媒体。

    德国记者的问题集中在历史教育。

    法国媒体继续询问建筑与公共记忆。

    韩国记者详细询问修学旅行和多语言服务。

    台湾媒体希望了解未来学校团体预约方式。

    一切基本按照预想推进。

    直到一点四十五分。

    海外负责人走到沈晴旁边。

    “那支欧洲纪录片团队到了。”

    沈晴抬头。

    “不是两点？”

    “提前了。”

    “让他们先等一下，采访时间不要提前。”

    “好。”

    她继续处理手里的媒体安排。

    没有因为那个名字停下流程。

    两点，纪录片团队按照预约时间进入采访区。

    三个人。

    一名导演。

    一名制片。

    一名摄影师。

    采访语言是英语，配日英口译。

    他们此前已经通过邮件发送过问题。

    沈晴看过不止一次。

    最早的那三个问题，她甚至记得。

    导演坐下以后，没有立刻问建筑，也没有问开馆首日预计多少人。

    第一个问题仍然是：

    “除了1945年8月6日当天的经历，你们是否正在保存幸存者之后的人生？”

    藤井回答：

    “正在做前期调查。”

    “已经有人愿意讲吗？”

    “有。”

    “你们想记录什么？”

    藤井停了一下。

    “不是为了补充一个人的被爆证言。”

    她说，“而是想知道，在那一天之后，他怎样继续生活。”

    导演点了点头。

    然后问：

    “比如？”

    藤井没有举具体人物。

    “治疗、工作、婚姻、家庭、朋友、年老。每个人愿意讲的内容都不同。”

    导演又问：

    “这些事情为什么属于和平纪念资料馆？”

    这一次，藤井没有马上回答。

    她看向沈晴。

    “你来？”

    沈晴愣了一下。

    口译也转过来等她。

    她坐到麦克风前。

    “因为战争造成的影响，并不会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结束。”

    口译把她的话翻成英语。

    沈晴继续说：

    “但我们也不希望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只被解释成战争影响的延长。”

    导演抬头。

    “什么意思？”

    “一个被爆者后来结婚，不一定只是因为他是被爆者。”

    “他喜欢喝酒、旅行、工作、养孩子，也不应该每一件事都被重新解释成八月六日的结果。”

    她停了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想记录‘后来’，就必须承认那个人后来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人。”

    口译结束以后，导演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问：

    “如果有人愿意接受你们的记录，你们会允许外部纪录片团队采访吗？”

    <

    p>沈晴没有回答。

    藤井说：

    “需要重新取得本人同意。”

    “即使他已经同意接受你们采访？”

    “也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两件事。”

    导演点头。

    没有继续追问。

    采访进行到最后，对方忽然说：

    “我们其实一直在找这样的人。”

    沈晴抬起头。

    “什么样的人？”

    “不是只愿意讲爆炸当天的人。”

    导演通过口译慢慢解释。

    他们过去几年采访过欧洲和亚洲不同地区的战争记忆项目。

    来到广岛以前，也看过大量现有纪录片。

    其中很多都从八月六日开始。

    爆炸。

    火。

    黑雨。

    伤。

    失去家人。

    “这些当然重要。”

    他说。

    “但我们想知道，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以后，如果又活了五十年、六十年、八十年，那些时间代表的意义。”

    沈晴没有说话。

    导演继续说：

    “他后来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爱过别人？”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孩子？”

    “会不会和朋友喝酒？”

    “老了以后喜欢去哪里？”

    “身体怎样？”

    “有没有一些和战争完全无关、只是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

    却和她第一次看到他们邮件里的感觉完全不同。

    那时只是几行文字。

    现在，对面真的坐着一个人，告诉她：

    我们想知道后来。

    沈晴脑子里忽然出现胜一。

    东京的居酒屋。

    长野的滑雪比赛。

    三根钢钉。

    医院。

    八十八岁那年说自己终于“毕业”。

    母亲静子。

    姐姐和美。

    还有他那句：

    那才是我真正的一生。

    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

    一个字都没有。

    导演最后问：

    “如果以后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采访，可以联系我们吗？”

    藤井回答：

    “我们可以向本人转达。”

    “不是直接提供联系方式？”

    “不是。”

    导演笑了一下。

    “明白。”

    “由本人决定。”

    “当然。”

    采访结束。

    三个人收起设备。

    离开以前，导演回头看了一眼馆内。

    “明天正式开放？”

    “是。”

    “先说一句恭喜。”

    藤井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