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眉头蹙起，在琢磨那一条弹幕。

    司马光家里有大庄园。

    这句话让他十分不解，他为司马光写过一篇行状，里面有一句，“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

    三顷薄田（300亩），在洛阳那个公卿世家遍地的地方，算得了什么。

    司马光修的那座独乐园，不过二十亩，几间老屋，一个读书堂，一片竹子。

    他亲眼见过。

    就这，也叫大庄园？

    文彦博，洛阳大地主。

    韩琦，豪商背景。

    文潞公在洛阳是有宅第，可他五为河南尹，在洛阳卜居，那是四朝老臣的体面。

    至于韩稚圭，也不是豪商，只是韩家在相州是世代簪缨，田产确实不少。

    这事他知道，朝中不少人也都知道。

    这怎么了吗？

    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

    这句话更让他莫名其妙。

    主义，生意，这两个词在苏轼听来都新鲜。

    后世之人拿这两个词来形容司马光、文彦博、韩琦，他本能地觉得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

    他侧头看了一眼身侧的司马光，面色平静。

    再看文彦博，再看韩琦，都是一副老臣持重的样子。

    这几个人，他都是敬重的。

    司马君实一辈子清俭得近乎刻板。

    文潞公在朝堂上争的是国策，韩魏公在边关守的是疆土。

    他们反对新法，是因为他们怕政令推行之后小民反受其害，是因为他们觉得祖宗之法不可轻变。

    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

    都是靠文章、靠政绩、靠几十年的辛苦，一步一步走到宰执位置上的。

    一个宰相的俸禄有多少，一个地方官的俸禄有多少，读书人做官不做生意，不贩货物，剩下的钱置几亩地，传之后代，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骂的？

    他越想越不明白。

    后世的人，到底在愤怒什么？

    如果说是恨他们反对新法，那可以骂他们误国，可为什么要把他们说成是为了几亩地、几贯钱？

    好像他们一辈子读的圣贤书，一辈子在朝堂上争的国事，到头来就是为了保住自家那点田产？

    （这里解释一下，我不是在“黑”苏轼，也不是在“洗白”士大夫群体。

    我只是想写一下，不管哪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行为思想都会有时代局限性。

    苏轼不可能有“皇帝和士大夫对于百姓来说，都是食利阶级，是剥削者”这种想法。

    苏轼的历史局限性，体现在他既是真心同情底层百姓疾苦，又是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天然维护者。

    这两个面向在他和一些士大夫身上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

    “单靠一个天才加一个皇帝，改不动一个王朝。”

    天幕说完这句话后。

    神宗坐在御座上，他的目光从司马光扫到文彦博，从韩琦扫到欧阳修，从苏轼扫到章惇，最后停在王安石身上。

    一个天才加一个皇帝。

    天才，就是王安石。

    皇帝，就是他自己。

    他今年二十出头，坐在这个王朝最高的位置上。

    他自认不是昏君，他肯听，肯学，肯把权力交出去。

    他遇到了王安石，一个真正想做事、也能做事的人。

    可天幕说，不够。

    一个天才加一个皇帝，不够。

    那要几个？

    殿中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天才？

    司马光通史学，文彦博通朝政，韩琦通边事，欧阳修通文教，苏轼通民情，章惇通权变。

    这些人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能撑起半边天的人物。

    可现在，他们站在同一座大殿里，却分成了两半。

    一半要改，一半要守。

    一半要快，一半要慢。

    一半要新，一半要旧。

    他们把力气全部用在了互相说服上。

    最后谁也没赢。

    赵顼再次环顾殿中，满心悲凉。

    这里明明有那么多天才，为什么他们不能齐心？

    殿中许久没有人说话。

    司马光还跪在地上，膝盖已经酸麻，他慢慢直起身子，看向王安石。

    他没有说话，但意味明确：你看，天幕都说行不通了。

    文彦博浑浊的老眼望向王安石。

    韩琦、欧阳修、苏轼，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同一个人身上。

    王安石站在殿中。

    他安静地站在那里，可他的脑子里正在翻涌。

    行不通，天幕说行不通。

    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托不住这套新的生产方式。

    这些话他听不太懂。

    但他比殿中任何人都更懂数字，更懂财政，更懂基层。

    天幕说青苗法推广之后变成了摊派，他信。

    天幕说免役钱在各地一加再加，他信。

    天幕说市易司的人自己变成了垄断者，他也信。

    他在地方上待了二十多年，见过那些事，不止一次，不止一地。

    可他心里同时还有另一个声音。

    行不通，那就改，改到行得通。

    这套制度行不通，那就换一套。

    换到行为止。

    他在鄞县就是这么干的。

    一条渠挖了三个冬天，第一年塌了，第二年冲了，第三年才成。

    他从来没有因为“第一次没成”就停手。

    变法势在必行。

    这条路走不通，他就再找一条路。

    他还有时间，哪怕没有时间，他也要挤出时间。

    他已经在想，天幕说青苗法在全国推不了，那能不能先推几路？

    天幕说免役钱下面加码，那能不能把账目统一收归三司？

    天幕说官僚体系不受监督会失控，那能不能设一个独立的核查机构？

    他在心里一条一条地拆，一条一条地补。

    他不信没有办法。

    ——

    （【史实错误须知】

    熙宁二年，历史上这个时间点。

    欧阳修不在朝廷任职，而是在地方任职，他反对新法是在青州上疏朝廷。

    韩琦这个时候也不在中枢，他在镇守河北。

    章惇职位低微，没有资格直闯殿里与宰执辩论。

    这里为了丰富剧情的戏剧冲突，架空了一些历史。

    我选这几个人物是因为他们非常有代表性，基本涵盖了反对新法的各种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