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胡本忠之前虽然是棉纺厂的书记，收入高，待遇好，但住的地方依旧是棉纺厂分的房子。

    以前棉纺厂的老职工，大多都知道老书记家在哪。

    无论是棉纺厂辉煌的时候，亦或是后来效益差，甚至倒闭之后，老书记都始终住在老棉纺厂的地界。

    他的孩子和孙子们都搬走，就只剩下老书记与其老伴守着旧房子。

    退休之后，家里人经常劝老书记搬走，跟着孩子们一起住，但老书记始终不愿意离开。

    对他老说，老棉纺厂这片地界，就是他的家。

    他在棉纺厂工作了几十年，从村里出来就进了棉纺厂当工人，当过后勤，当过干部。

    后来一步步从干部当上保卫科科长，副厂长，书记。。。

    老一辈的老棉纺厂人都知道，他们这位老书记，手上是有真本事的。

    那会保卫科还能持枪的时候，老书记有着很好的技艺，可谓是百步穿杨。

    始终守在老棉纺厂地界的老书记，日子也活得很糟心。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重荣誉，重情分，重情怀。。。

    当初棉纺厂走下坡路的时候，他还痛心疾首与老厂长江顺华闲聊，说现在的年轻人难担大任。

    可逐渐的，随着市里边的国营厂歇业得越来越多，他开始回过味，察觉出不对劲来了。

    他跑到棉纺厂厂长办公室，对着新厂长一通询问，这才得知。

    关键不在棉纺厂，在于社会变化太快，棉纺厂这才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他深知问题的根结在哪，说到底，就是这批自觉持着铁饭碗的工人思想出了问题，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

    这是他们自己找来的，怪不得别人。

    可知道归知道，他却没办法坐视不管，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棉纺厂没了，等于是否定了他前半辈子的所有事业。

    那段时间，老书记走关系比新厂长还要频繁积极。

    可他这个年纪，虽说有威望，有资历。

    但再有威望，再有资历，也不允许与政策对着干。

    而且老一批国营厂的工人，思想确实很难扭转。

    他联合几个苏州市大型国营厂的退休书记、厂长，一同前去市里找领导求情。

    说是求情，其实就是把最后的面子甩出去，看看能否‘逆天改命’。

    对于这批奉献一生的老同志们，市里边也是很无奈，躲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最终，还是由时任苏州市市长林良华同志出面招待。

    在1994年初冬的，一个阴沉的午后。

    林良华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江苏地图，茶几上放着几本《求是》杂志，窗外的梧桐叶已经落尽。

    办公室门虚掩着，走廊里传来零落的脚步声。

    秘书轻轻推开门，神色有些为难。

    “领导，棉纺厂的胡老书记，跟几位其他厂的老同志在楼下等了您快半个小时了，他们说。。。

    想跟您见一面。。。”

    林良华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把钢笔搁下。

    “请老人家们上来吧，把暖气开大一点，外面冷。”

    秘书点头，缓步离开办公室。

    当办公室门再次被推开，一行老人鱼贯而入。

    走在最前面的是棉纺厂的老书记胡本忠，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一顶旧棉帽子。

    他身后跟着陈德厚，机械厂的退休老厂长，腿脚不好，拄着一根自制的木拐杖。

    还有电冰箱厂的老劳模赵大年、缝纫机厂的老工会主席孙秀兰、以及另外三四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他们的衣服都不新，但都穿得干干净净，像是来赴一场重要的会。

    胡本忠站在办公桌前，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微微弯了弯腰。

    “林市长，打扰您了。

    我们几个老家伙，今天来，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林良华站起身，绕过办公桌，握住胡本忠的手。

    “胡书记，坐下说。你们都坐，别站着。”

    几位老人陆续在沙发和椅子上坐下，沉默了许久。

    老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面前这位是他们市的父母官，他们与之身份不对等。

    众人心中都知道，自己能进这个办公室，只是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罢了。。。

    胡本忠坐了一会儿，双手放在膝盖上，硬着头皮率先开口道：

    “林市长，这次我们冒昧叨扰，是想争取一下，市里是否能够别让几个国营厂倒闭。。。”

    对于胡本忠的话，林良华早就猜到。

    这个请求，林良华也早有答案，那便是拒绝。

    让他为难的是，应该怎么拒绝，才能不伤了这几位老人的心。

    然而不待林良华开口，胡本忠继续说道：

    “林市长，我今年七十了。

    1958年建厂那会儿，我二十五岁，老厂长带着三十几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在城西那片荒地上搭芦席棚子，一台纺机、一台纺机地拉回来。

    冬天手冻裂了口子，夏天机器烫得不敢碰。

    那台老式梳棉机，是从上海拆了运过来的，我用肩膀扛过最后一截路。”

    胡本忠声音沧桑，眼神散发光泽，仿佛说的不是当时的艰难，而是回忆着他的青春。

    “棉纺厂养了四代人，厂里最老的工人，跟我一样，干了一辈子，把青春、把命都搁在那台机器上了。

    现在市里说，要关闭一批亏损企业，名单上有我们厂。。。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您唱对台戏的。

    我就是想问一问，能不能给厂子留条活路？”

    陈德厚用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接过话。

    “林市长，我在机械厂干了三十七年，最后那几年，账面上是不好看。

    但厂子底子厚，设备还能转，工人技术硬。

    只要再给两三年时间，改制也好、转型也好，我陈德厚立军令状，转不过来，我。。。”

    他声音发颤，想要发誓，却拿不出像样的誓词。

    赵大年坐在角落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他在厂里用了几十年的游标卡尺。

    他张了张嘴，声音粗哑。

    ““林市长，我文化不高，不会说漂亮话。

    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四年钳工，手底下出的零件，从没废过一个。

    厂子要是没了。。。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去哪？

    我们那帮老伙计，还能去哪？”

    孙秀兰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慢慢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的奖状和荣誉证书，是厂里历年得的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质量优胜单位。

    她把红布包放在茶几上，轻声说：

    “林市长，厂子以前也是光荣的。

    这些奖状，都是工人一样样争取得来的。

    我们不是来诉苦，我们是想让您知道，这批人、这批厂子，不是废铁，是有人、有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