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陈建国没有赶回省城，在县城招待所要了一间靠街的小房间。

    晨光从窗户缝隙挤进来。陈建国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潮湿的水渍看了一会儿。

    窗外县城街道的声音已经起来了。卖豆浆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早起的人的说话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鸡鸣，混杂在一起。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能分辨出楼下早点摊掀锅盖时冒出的白气声。

    他坐起来，把枕头垫在腰后，把昨晚刘桂芳说的那些话过了一遍。刘桂仙。三毛。吉普车。四个兜的中山装。糊了泥的车牌。打断的肋骨。嘴唇上的血痂。94年7月14号。

    孙大勇写了真实的化验报告。被打伤后送的医院。然后他辞职了，改名换姓跑到外县当临时工。孙大勇寄给刘桂芳的信封里到底装了什么？刘桂芳说那张纸上写的早晚会有人查。

    他摸了摸外套口袋，信还在。抽出信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桂芳姐，我对不住你。94.7.14”。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迹很用力，有些笔画把纸戳破了。陈建国用手指摩挲了一下那行字，纸张被他翻看了太多次，折痕处已经起了毛边。

    他看了很久，把信纸折好放回口袋。

    不能直接去找三毛。太引人注目。吉普车能糊车牌在94年的县城大摇大摆地跑，说明人家根本不怕。你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跑去问三毛的下落，当天晚上就会有人知道。

    得换条路。

    他想起孙大勇那封信的邮戳——邻县。如果孙大勇还在那个县，也许可以通过邮局那边反向摸一摸。不需要问到具体地址，只需要确认他还活着。

    洗漱完出了门。早市已经热闹起来。他穿过早市往邮局走，路过油条摊子，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站在路边吃完。油条炸得酥脆，豆浆带着豆子的腥气。他一边嚼一边看着街对面摆菜摊的老汉把水灵灵的青菜码成一排。一个推着三轮车的妇女从旁边经过，车上的铝盆里装着活鱼，水晃荡着溅出来。

    县邮局在十字街口，一栋灰扑扑的两层楼。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中年女人，正在翻一本厚册子。屋里光线暗，日光灯管有几根已经坏了，剩下的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空气中混着纸张和灰尘的味道。

    “你好，我想打听点事儿。”

    女人抬起头打量他。“什么事？”

    陈建国掏出一张纸条，上面是邻县那家邮政所的地址。他说来找失散亲戚，查到信是从那里寄出来的，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寄信人的位置。语气放得很平。

    中年女人接过纸条看了看，转身翻出一本发黄的底册，一页一页翻。指尖翻动的动作很慢，每翻一页都要用指腹按一下纸面。翻了十几分钟，抬起头来。“你这个不好查。邻县那几个乡镇的邮政所不是固定网点，流动邮车送件，五天一班。没有固定投递员，没有邮路登记册。外地人要往那种地方寄信，只能走到邮车停靠点去投。”

    “谢谢您。”

    出了邮局，太阳已经升起来，把地面晒得发白。邮局这条线索断了。没有固定投递员，没有登记册，流动邮车。孙大勇在一个连邮路都走不通的角落里缩着。

    “陈建国？”

    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他转头，林小慧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正在冲他笑。阳光晃得她半眯着眼，嘴角弯着。

    “你怎么在这？”

    她过了马路走过来，“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早该回省城了吗？”

    “回来办点事。”

    林小慧歪着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你知不知道家里最近出事了？”

    “什么事？”

    林小慧左右看了看，把他拉到路边一棵梧桐树底下，压低了声音。“我大伯——林德福——跟秀珍姐吵了一架。吵得很凶。秀珍姐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两天，饭基本没动。”

    “为什么吵？”

    “我不太清楚。吵架那天下午有人来了一趟。一个男的，骑摩托车来的，递了一封信就走。我大伯接了信脸色就变了，回屋就吵起来了。我听见一句——秀珍姐说‘我不去’。”

    陈建国靠在树干上。赵家那边出变故了。赵卫东要林秀珍做什么？她不愿意？他脑子里闪过那辆糊了泥的吉普车，闪过赵卫东坐在驾驶座上的姿态。

    “你什么时候回省城？”林小慧问。

    “今明两天吧。”

    “我后天。”她晃了晃布袋子，布袋子里沉甸甸的，梨子的形状鼓出来，“我妈让我去给外婆送梨。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你也是。”

    林小慧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她脚步不紧不慢，布袋子在她手中晃着。陈建国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迈步往回走。

    回到出租屋，他收拾东西。县城这边的线索需要时间发酵。刘桂芳那里暂时不能再去找。三毛在县城的地面上活动，只要打听他，风声就会传到赵家耳朵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回省城。有学校掩护，有周磊帮忙，有更安全的距离去消化这些信息。

    收拾好东西，背上挎包。走出出租屋前停了一下，走廊里很安静，隔壁收音机放着京剧，老生唱腔拖得长长的。

    去了一趟县医院后院墙根底下。上班时间，巷子里没有人。墙根下长着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要一个人才能合抱。秋天的黄叶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树冠很大，遮出一片斑驳的阴影。风一吹，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

    他蹲下来。

    这就是孙大勇当年蹲着抽烟的地方。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白大褂，蹲在这棵槐树底下，手抖得烟都夹不住。他在想什么？在想那天的化验报告？在想他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还是单纯害怕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他摸了摸老槐树的树皮。树皮很粗糙，有些地方被刻过字，雨水和时间已经把那几道划痕腐蚀得几乎看不清了。他用手掌按住一块凹陷的树皮，指尖能感觉到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

    “早晚有人会来问。”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省城的班车在县道上晃荡。陈建国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窗开着缝，秋天的风灌进来。车厢里坐了七八个人，有人靠在座椅上打盹，有人抱着竹筐，筐里露出几棵大白菜。司机把收音机声音开得很大，放着流行歌曲。

    陈建国靠在座椅上，伸手摸到了怀表冰凉的金属外壳。

    拿出来，放在手掌上。

    怀表还是停的。他习惯了它停走的样子。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眼，不是期望它能走，而是确认它还在。

    但今天不一样。

    他把怀表翻过来的时候，秒针正对着正下方——六点的位置。他总觉得每次看的时候秒针都在三点或者九点的位置。他把怀表举到眼前，盯着秒针看。秒针纹丝不动。

    他准备放回口袋。

    就在那一刻——余光扫到秒针跳了一下。跳了一格。干脆利落地跳到了下一个刻度。

    他的手顿住了。

    把怀表重新举到眼前，死死盯着秒针。但秒针已经停在了新的位置上，不动了。陈建国又盯了十几秒，眼睛都不敢眨。秒针没有动静。他又盯着表盘看了一圈，分针和时针也都没有变化。

    车厢里没有人注意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个年轻人对着一块停走的旧怀表沉默了很长时间。

    陈建国把怀表握在手心。他确定自己没看错。那不是眼花的错觉，是实实在在地跳了一下。他把表在手里翻转了几下，金属外壳已经有了一些温热的触感。

    窗外，县城的轮廓越来越小，最后被一片杨树挡住。班车继续往前开。他握着怀表的手没有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