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值班室的白炽灯管嗡嗡响着，像夏天倦了的蝉。灯管里有半截发黑的痕迹，大概是用了很多年没有换过。

    刘桂芳把搪瓷缸子推过来，热气升腾，茶叶的苦味在狭小的房间里散开。陈建国没喝，他能感觉到对方递茶的手在轻微发抖——那不是紧张，是某种压了很久的东西被翻出来时，身体本能的反应。就像一个人蹲久了忽然站起来，眼前发黑，站不稳——刘桂芳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四年多了，她一直蹲着。

    他先说了孙大勇。他告诉她那封信、第三建筑公司、黑色桑塔纳。

    刘桂芳听完没有立刻说话。她低着头，盯着搪瓷缸子里浮起来的茶叶梗，看了很久。

    “大勇以前在厂医院干过，化验科的，后来不干了。”刘桂芳捧着杯子，目光落在桌面某个点上，那个点已经被她盯了很久，好像上面有字，“他走那会儿，我还劝过他，说你这手艺在县医院不好找。”

    陈建国没接话。

    “他不说原因。”刘桂芳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但我能猜到。94年夏天那事出了以后，大勇有段时间浑浑噩噩的，上夜班老走神。有一回我值夜碰到他，他在后院墙根底下蹲着抽烟，手抖得烟都夹不住，烟灰掉了一裤腿也没发觉。”

    “94年夏天什么事？”

    刘桂芳沉默了一会儿。她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很烫，她被烫了一下，但没有放下杯子，就那么端在手里，像在借那个温度给自己壮胆。

    “我姐那事。”

    她说完这三个字，像是卸了个包袱，但卸下来的是个更沉的东西。

    刘桂芳说她姐姐叫刘桂仙，大她六岁，在供销社当会计。94年7月14号下午，桂仙说晚上要加班盘点，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不用留饭。电话是打到传达室转的，她妈接的，桂仙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正常，还说了一句“盘完点就回去，不用等门”。

    那通电话是下午五点半。

    后半夜两点，刘家人才知道人出事了。

    “怎么知道的？”陈建国问。

    “有人通知的。”刘桂芳说，“说是让家里人去厂医院接人。”

    “谁通知的？”

    “不知道。就一个传话的，半夜敲的门，隔着门说了一句‘你家桂仙在厂医院，赶紧去接人’，等我们开门出来，人已经走了。我妈打听了一路，没人说。”她顿了顿，手指在搪瓷缸子边缘来回摩挲，“后来我私下找人问了，送桂仙去医院的，是赵卫东手下一个叫三毛的人。”

    三毛。陈建国在记忆里搜了一遍。过去那段日子里，赵卫东身边确实有个爱穿花衬衫的小个子，外号就是三毛，专门替他跑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那个人瘦小，走路有点内八字，说话声音尖细，但眼神很冷，看人的时候像在称斤两。

    “你姐伤在哪？”

    “浑身淤青。”刘桂芳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被白炽灯的嗡鸣盖住，“嘴唇裂了，右眼角肿得睁不开，嘴角有干了的血痂。医生说肋骨有两道裂纹——被人打的。我妈看到她的样子，当场就瘫在地上了。”

    值班室里的空气像被抽掉了一层。搪瓷缸子里的水已经凉了，茶叶全部沉到了缸底，铺成薄薄的一层。

    陈建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你们报了没有？”

    刘桂芳摇了摇头。摇头的动作很慢，像是脖子里灌了铅。“我妈不让。”

    “为什么不敢？”

    “第二天上午，有人到家里来坐。”刘桂芳说，“说是来‘喝茶’。一个男的，穿四个兜的中山装，说话客客气气的，进门就笑，笑着坐下，笑着聊天。但我妈端着茶的手一直在抖，茶水晃出来洒在桌上，那人就当没看见。那人坐了一根烟的工夫，走的时候留了句话——‘桂仙那事，别再查了，查了大家都不好过。’”

    “什么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我妈也不知道他是谁。走的时候我妈追到门口想看车牌，但那人的车停在不远处，开过来在他面前接上他，车牌被泥糊了，看不清楚。”

    “什么车？”

    “吉普。绿色的。在县城94年能开吉普的，不是机关就是供销社赵家的关系网。”

    刘桂芳说她妈从那天起再没提过桂仙的名字。家里关于桂仙的东西都收起来了，照片锁进了柜子，衣服叠好放进了箱子。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家里来了辆面包车，把桂仙接走了，说是送去外地的医院养伤。

    “去了哪？”

    “不知道。我妈可能知道，但她不说。我问过，她只说一句——‘你姐没事，你别再问了。’那个表情就是再问下去她要翻脸的表情。”

    “后来呢？”

    “后来就没回来过。”刘桂芳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每年过年有人寄钱来，地址从来不写全。钱够花，就是人不露面。我妈活着的时候每年收到钱都哭一场，但从来不提桂仙的名字，也不许我们提。”

    “你妈走了多久了？”“三年了。走之前那几天，她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桂仙那孩子命苦，怪只怪她那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陈建国靠向椅背。墙上自己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拖到天花板上，折了一个角。他想起孙大勇寄来的那个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刘桂芳说那个信封她一直留着，搁在她的陪嫁箱子里，这么多年从来没跟别人提过。她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

    “你为什么愿意告诉我？”

    刘桂芳抬起头，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坚定。那种坚定不是一腔热血的冲动，是一个人在心里想了很久、想了无数遍之后终于找到了出口。

    “大勇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些事看着过去了，其实没过去。早晚有人会来问，那张纸上写的早晚会有人查。我做不了的事，总有人能做。”

    她顿了顿。

    “你就是那个人。”

    班车在县道上一颠一颠地跑，窗外的麦田一片接一片地往后退。夕阳斜挂在西边的树梢上，把整片田野染成一种金红的颜色，但陈建国没有心思看。

    他靠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手掌贴着粗糙的座椅表面，掌心里还残留着那张纸的触感——薄、脆、发黄。脑子里的拼图在一块一块地拼合。

    孙大勇写了真实的化验报告 → 94年7月14号出了事（刘桂仙被打）→ 孙大勇做了手术写了报告 → 被人叫去“谈话” → 辞职 → 改名换姓 → 跑到外县当临时工。

    而那张底稿上“李建国”的名字，是临时填上去补班的替身。孙大勇消失以后，另一个人坐在了他的位置上，所有记录都被重新整理过，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刘桂仙是被赵卫东的人打的。

    为什么打？因为她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刘桂芳她妈临死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怪只怪她那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陈建国闭上眼，试着把时间线排好。94年7月14号下午，刘桂仙在供销社加班盘点。供销社的仓库，赵卫东家的地盘。加班盘点意味着她能接触到库存单和进货记录。她看到了什么？账目不对？货物不对？还是看到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他睁开眼，看向车窗外飞速掠过的行道树。树的影子一段一段地从脸上滑过去，明暗交替。

    林秀珍的第一次怀孕是94年秋天。

    两个时间点之间，隔了不到三个月。

    刘桂仙的被打、孙大勇的辞职、赵卫东的手下、94年产检复印件、赵卫东与林家的关系——这些事看似分散，细看却都被同一只手压着。那只手暂时看不见，却能从每一条线索的抖动里感觉到。

    车进县城的时候，尾气被秋风吹散，街边的小吃摊冒着白烟，炸油条的锅里噼啪作响。陈建国看着县城熟悉的街景——邮局、供销社、五金店、修自行车的铺子——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一开始以为这些事是从94年开始的。但从刘桂芳说的话来看，赵卫东家的势力在这座小县城扎根的时间，比94年还要早得多。吉普车、四个兜的中山装、糊了泥的车牌——这些不是临时起意能凑出来的东西。

    孙大勇不敢回来。

    刘桂芳不敢深究。

    刘桂仙不能回来。

    敢查的只有他。

    陈建国付了车费，跳下班车，走在县城傍晚的街道上。他的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孙大勇寄来的信封，他今天出门前揣进了兜里。

    纸上的字在兜里被体温焐得温热。

    “早晚有人会来问”——刘桂芳这句话，他一路上都没忘。他现在就是那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