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没有寄件人地址，没有更多线索。信的内容他已经背下来了，“孙大勇在省城第三建筑公司干过两个月——临时工”。字迹很克制，和底稿上的字、和他在厂里见过的档案字体都不像。他把信封对着光又看了半天，没有水印，没有暗记。

    有人在帮他。这个人知道孙大勇去过第三建筑公司、用的什么身份，也知道他在查这件事——却选择匿名，说明对方也觉得这事不能摆在明面上。

    陈建国把信收好。第三建筑公司的线索已经断了，黑色桑塔纳消失之后没人再见过孙大勇。他决定走另一条路——去找刘桂芳。

    老孟说过，孙大勇辞职前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值班的护士叫刘桂芳，后来去了县医院。如果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二天就辞职、改名、消失——刘桂芳应该记得。

    去县城的班车一天只有四班。陈建国请了半天假，中午从学校出来，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上人不多，后面坐了三个打瞌睡的中年人，其中一个穿着褪色的蓝布中山装，怀里抱着磨出洞的帆布包。前排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孩子一直在哭，妇女一边哄一边用袖子擦眼泪。司机四十来岁，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一只手夹着烟，收音机里放着地方戏，咿咿呀呀地唱，混着引擎的突突声，在午后闷热的空气里搅成一团。

    陈建国把车窗推开一条缝，风灌进来，带着田间秸秆被晒过的干草味。他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路边的田地向后退。田埂上有个老头牵着一头黄牛，牛走得慢，老头也不催，一人一牛就在田埂上慢慢挪。他盯着看了很久，直到班车拐弯，人和牛都被行道树挡住了。

    他想起那份94年7月的底稿——如果上面写的东西是真的，那天晚上厂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人消失、让底稿被涂改、让他的名字被人换上去？而那个换上去的“李建国”又是谁？自己在档案室里翻到那个名字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砖。

    班车一个小时后到了县城。县医院在县城东边，一栋三层的旧楼，外墙刷着白漆，已经泛黄，水泥出现了几道细密的裂纹。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县人民医院”五个字，铁架子上挂着一根生锈的输液架，挂钩上挂着一只被遗忘的旧盐水瓶，瓶底能看到一层干涸的白色沉淀。

    长椅上坐着几个病人，一个老太太手里攥着病历本正在打瞌睡，病历本快从手里滑下来了，她猛地惊醒，又死死攥住，然后继续打瞌睡。

    陈建国直接去了门诊楼后面的住院部。护士站在二楼走廊尽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护士正在低头整理病历，白大褂的袖口上别着一枚旧式护士胸牌。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和药棉混合的气味，头顶的白炽灯管有一根在闪，发出细微的嗡鸣。他看了一眼胸牌上的字——刘桂芳。

    “你好，请问是刘桂芳护士吗？”

    刘桂芳抬起头。她的脸圆圆的，皮肤有点黑，额头上有几道浅浅的抬头纹，鬓角已经能看到几根白头发了。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定，不会到处飘。看起来就是那种在基层干了很多年的护士，温和但不软弱，见过的事多了，眼睛里有一种不紧不慢的镇定。

    “是我。你是——”

    “我叫陈建国，从省机械厂来的。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刘桂芳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握着病历的手指紧了紧，然后又松开，把病历合上，放回台面上。“谁？”

    “孙大勇。94年在厂医院干过的那位大学生。”

    空气安静了几秒。刘桂芳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病历，把它放到台面上，转身往走廊另一头走了一步，然后停下来，回头看着他。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陈建国注意到她喉结动了一下——她在咽口水。是那种被人撞到了什么秘密时的本能反应。

    “你跟我来。”

    她领他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值班室。房间很小，一张铁架床、一张书桌、一个铁皮柜子，窗台上放着一盆快蔫了的绿萝，叶子有些发黄，边缘卷曲着。刘桂芳把门虚掩上，指了指床边的一把椅子。

    “你是厂里的人？”

    “我不是。我只是在查一些旧事。”陈建国坐下来。铁架床的弹簧发出一声吱呀，床单洗得发白，边角有几处磨损。“你知道孙大勇的事？”

    “94年的事了。”刘桂芳靠在书桌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你问这个干什么？”

    陈建国没有急着回答。他伸手从内袋里掏出那个信封——孙大勇寄来的那个。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信封放在书桌上，推到刘桂芳面前。

    刘桂芳低头看了一眼信封。目光落在上面，没有伸手去拿。陈建国注意到她的呼吸变了，胸腔的起伏快了一些——她认出了那种牛皮纸、那种叠法、那种封口的方式。藏在记忆里九年的东西，身体会先于大脑给出反应。“这个信封，”刘桂芳的声音低了一点，“你从哪里弄来的？”

    “孙大勇寄给我的。”

    刘桂芳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吹进来，那盆绿萝的叶子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一张枯黄的叶子落下来，掉在窗台上。她终于伸手拿起信封，抽出来看了一遍。她看得很仔细，目光一个字一个字地挪过去，看完之后她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动作很轻，像是怕把纸弄碎了。

    她把它推回陈建国面前，抬起头。

    “94年7月14号晚上，是我和孙大勇值班。”

    陈建国没有打断她。

    “那天晚上很热。厂医院晚上的急诊向来没什么人，我和他坐在值班室里聊天。他是省城医学院毕业的，话不多，但人很认真。那段时间他在厂里干得挺好，工人们都挺喜欢他，说他看病仔细，有个老工人嗓子不舒服，他连看了三遍才放心。”

    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窗外。外面的树叶在风里沙沙地响，几个小孩的叫声从远处传过来，很快又被风吹散了。

    “后半夜，大概一点多，有人来敲门。不是急诊室的门——是医院后门。”

    “后门？”

    “后门一般不让人走，是个运货的通道，平时锁着的。但那天晚上有人在后面敲门，敲得很急。我当时吓了一跳——那个时间点敲后门的，肯定不是来看病的。孙大勇去开的门。我在值班室里听到他跟人说了几句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了什么。然后他回来跟我说，有个女工受伤了，情况不好。”

    “什么样的伤？”

    “外伤。很重。送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已经休克了，血压都快量不出来了。孙大勇给她做了紧急处理——止血、缝合、输血。我当他的助手。我们两个人弄了将近三个小时，天快亮的时候才算把人稳住。”

    陈建国听得很仔细。“那个女工是谁？”

    “我不认识。不是厂里的人。孙大勇也没问。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不会想问那么多问题。人是被一个男人送来的，男的把她放到手术室门口就走了，一句话没说。”

    “走了？”

    “走了。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孙大勇喊了他两声，他没回头。我追到门口看了一眼——那人走得很急，路灯底下能看到他后背上有一道长长的脏痕，像是蹭到了什么油腻的东西。”

    陈建国的脑子里开始拼图。后半夜。后门。一个受伤的女工。一个不说话的男人。孙大勇做了三个小时的手术。然后——

    “那天早上孙大勇写了份报告。”刘桂芳的声音低了一点，“他跟我说的原话是——‘这个伤不对。不是摔的，也不是机器伤的。’”

    “他在报告里写了什么？”

    “我没看过。但他交完报告以后，下午就被叫去了厂部。回来以后整个人就不对了。脸色发白，手心全是汗，坐在值班室里一句话不说，叫他也不应，就像丢了魂似的。”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但那天晚上他来找我——”刘桂芳深吸了一口气，胸口起伏了一下，“他站在护士站外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桂芳，把那晚上忘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信封。”

    陈建国屏住呼吸。

    “信封里装的什么？”

    “一张纸。”刘桂芳转身打开铁皮柜子的底层抽屉，从一本旧笔记本下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信封的边角已经磨损了，纸张发黄，边角有些发脆，折叠处已经快磨断了，能看到里面折痕处泛白的纤维。

    陈建国接过来，手很稳。他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叠了两折的纸。纸很薄，是那种老式信纸，发黄，有一条折叠印已经磨得快断了。

    他展开。

    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

    “刘桂仙。1994年7月14日。”

    刘桂仙。

    不是孙大勇。不是赵卫东。不是厂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刘桂仙是——”他抬起头。

    刘桂芳的表情很淡，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姐。她那时候在县城供销社上班。”

    供销社。

    赵卫东家的地盘。

    陈建国握着那张纸的手紧了一下。他在心里把这条线索对上了——孙大勇那天晚上救的那个女工，不是普通女工。她是刘桂芳的姐姐。刘桂仙在供销社上班。而供销社，是赵卫东父亲的地盘。

    孙大勇写的那份报告，写的就是刘桂仙身上的伤。不是摔的，不是机器伤的——是被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