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陈建国没有从光明旅馆门口直接回去。他绕了两条街，确认身后没人跟上，才回到学校。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在宿舍楼下的信报箱里发现了一封信。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邮戳盖的是县城。没有寄件人姓名，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收件人一栏写着他的名字——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刻意控制过的，连笔画的轻重都均匀得不像正常人写字，倒像是照着某个模子描出来的。

    他用指甲沿着封口划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叠了两折的信纸。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写得很小，但很清楚：

    “孙大勇在省城第三建筑公司干过两个月——临时工。”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多余的解释。

    陈建国把信看了三遍，翻过来检查背面，什么都没有。他凑近闻了一下信纸，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最便宜的那种白纸，学校门口的文具店一毛钱一张。他又检查了信封的封口——胶水涂得很薄很均匀，不像是匆忙粘上的。

    他把信折好塞回信封，装进外套内袋里，和那张底稿放在一起。心里有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转：谁在帮他？这个人不仅知道孙大勇去过第三建筑公司，还知道他用的是临时工身份。更关键的是——这个人知道他在查这件事，而且选择用匿名寄信的方式告诉他。

    这说明写信的人和孙大勇失踪的事有某种关联。也许是当年知情的人，也许是后来才查到的。但无论如何，对方不敢露面。

    陈建国站在信报箱前面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条线索的可信度不低。匿名信写得太具体了——具体到公司名、时间、身份。如果是假消息，没必要编得这么细。

    省城第三建筑公司。

    周磊表哥在电话里说过，有人拿着一张盖了厂办公章的条子去提孙大勇的档案，条子上写的去向就是“省城第三建筑公司卫生所”。但卫生所的人说根本没听说过孙大勇这个人。现在有人告诉他，孙大勇确实在第三建筑公司待过——但不是做医生，是干临时工。

    这说明档案上的“卫生所”是个幌子。孙大勇被安排进去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临时工，干的是体力活。

    一个省城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被扔到工地上搬砖。这不像是在帮他安置工作，更像是在——藏他。

    陈建国问清楚了第三建筑公司的位置。公司在省城北郊，靠近老火车站那一带，占地很大，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老式木招牌，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右下角还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漆皮翘起来，露出底下发黑的木板。大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半开着，门口的值班室窗户玻璃上贴着“传达室”三个字，玻璃后面挂着一条灰扑扑的布帘子。

    传达室里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子，正在用一把铝壶烧水。铝壶的壶嘴已经瘪了一块，蒸汽从裂缝里往外冒，发出吱吱的声响。看到有人进来，他抬头打量了一下陈建国，目光先落在他的脸上，又扫了一眼他身上的衣服。

    “你找谁？”

    “大爷，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大学生，九四年在这干过两个月临时工。戴眼镜的。”

    老头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放下铝壶，盯着陈建国看了好几秒，脸上的表情从审视变成了辨认。他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截花白的额发，又打量了陈建国一遍。

    “你说的是王建国？”

    陈建国心里一紧。王建国。和底稿上被涂改前的姓氏不同——那个底稿上本来写的是“孙”，但孙大勇在这里用的是“王建国”。

    “对，就是他。”

    “那你来得晚了。他早就不干了。”老头拎起铝壶往搪瓷缸子里倒水，蒸汽腾起来，在午后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拧成一缕白烟，“那小伙子我记得。九四年夏天来的，说是托关系进的，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一个大学生的料，手嫩得很，第一天搬砖就把手磨破了，血流得满手都是，我看着都不落忍。”

    “他干的是什么活？”

    “普工。搬砖、筛沙子、扛水泥袋。工头看他细皮嫩肉的，开头让他干轻省点的活，他还不肯，说要挣那份钱就得干那份活。后来手上的血泡结了痂又磨破，磨破又结痂，一个夏天下来一双手粗得不像样。”老头说着，伸出自己的一双手比划了一下，手指关节粗大，皮肤像老树皮，“刚来那会儿他手上连茧子都没有，一看就没干过体力活。”

    “他平时话多吗？”

    “话不多。跟工棚里的人也不太走动，下了工就一个人坐着，有时候对着墙发呆，有时候在本子上写东西。有人跟他搭话，他就笑一下，不怎么接茬。”老头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眼睛眯起来，“不过那小伙子心眼不坏。有一回工地上一个老师傅中暑了，是他给扎的针——大伙儿才知道他是学医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他走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走的哪天？我想想——大概是九月底，快十月了。那天晚上他值夜班看材料，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工头的账本上给他记了工钱，他也没来领。铺盖卷还整整齐齐叠在床板上，枕头底下压着一本翻烂了的书，好像是本医书。”

    “他走之前有什么异常吗？”

    老头看了陈建国一眼，把烟袋从口袋里掏出来点上，吸了两口，烟从鼻孔里缓缓冒出来。“你是他什么人？”

    “同学。他毕业后我找不到他了。”

    “同学？”老头又看了他一眼，但没再追问，把烟袋嘴从嘴里拿下来，“他走的那天晚上，工地外面停了一辆车。黑色桑塔纳，不是咱公司的车，从下午就停在外面，一直停到第二天早上。车上有人，没下来过。”

    陈建国屏住呼吸。“什么人在车上？”

    “看不清。玻璃黑的。但那个车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王建国也不见了。工头后来还念叨过，说他连工钱都没领，铺盖卷也不要了，走得急。”

    “他住哪？”

    “工棚。工地上临时搭的那种木板房，十几个人住一间。他的床铺在最里头靠墙的位置，旁边住的人说他晚上老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半夜爬起来坐到外面抽烟。”

    陈建国站在传达室里，脑子里快速拼着这些碎片。孙大勇——不，王建国——在被调查之后，被人送到第三建筑公司当临时工。他在这里干了两个月，工地上的人只知道他叫王建国，不知道他的真名。然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黑色桑塔纳在门口等了一夜，第二天他消失了。

    “大爷，他在工地上跟别人说过什么没有？比如他以前在哪儿干过？”

    老头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白雾，烟雾在传达室昏暗的光线里慢慢散开。“他跟工棚里住的人说过一嘴，说他以前在医院干过，不想干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

    老头停顿了一下。

    “他说，医院里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陈建国走出传达室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站在第三建筑公司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到的信封和底稿像是两块滚烫的东西。路边有一棵老槐树，树荫投下来，在地面上画出一片不规则的阴影。

    孙大勇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写了报告，然后被以第三建筑公司卫生所的名义调走了档案。但实际上他没有去卫生所，而是上了工地，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两个月后，一辆黑色桑塔纳在工地门口等了他一夜，他消失了。

    那辆桑塔纳里的人是谁？是来接他走的——还是来接他“走”的？

    他忽然想起老孟说的那句话——孙大勇走的时候脸色白得像鬼，对他说了三个字：“别去查。”

    孙大勇确实去查了。然后他的档案被人调走，名字被人换掉，人被塞进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而那张几年前的底稿上，他的名字被涂掉，换上了“李建国”三个字。

    陈建国抬起头，看着第三建筑公司门口那根光秃秃的旗杆。旗杆顶上生了一层铁锈，拉绳在风里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金属声响。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孙大勇被换成了王建国，那么现在的“李建国”是谁？

    这个名字，被他单独写进新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