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车在公路上颠簸，林秀珍攥着那只牛皮纸信封，手指越来越紧。她已经把照片看了不知多少次，孩子的额头、紧闭的眼睛、白色襁褓的褶痕都被她看进了眼里。那块铭牌太模糊了，只能辨认出是一个椭圆形的金属片，红绳从中间穿过去，在手腕内侧打了个结。

    她反复把照片举到窗边，又收回来，指尖在照片边缘留下汗痕。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在她余光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绿色。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教她编红绳的样子，母亲的手很巧，编出来的结又紧又好看。可她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母亲编结时的表情。

    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看，是一串陌生号码，号段像省城。短信只有一行字：“底票在赵卫东手里。”

    她的心脏猛地收紧。她抬头望向班车后窗，后视镜里，一辆黑色轿车跟在班车后面，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距离。那辆车她见过——赵卫东的车。他的车漆崭新，车头那一点划痕还是上个月在某条窄巷里刮到的。

    她的手指捏紧手机，手心里全是汗。车子拐弯时，她偷偷看向后窗，那辆车依然稳稳地跟着。司机踩了一脚油门，发动机轰鸣一声，车速提起来了，但那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始终保持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

    班车减速，拐进省城客运站的入口。她站起身，弯腰去拿座位下的包，手机又震了。还是那个号码：“他不敢进站。你从后门走，我在出站口等你。”

    她压低帽檐，把包带紧了紧，从后门绕了下去。脚踩在地面上时，腿有些软。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在发抖，但她强迫自己迈稳每一步。她快步走向出站口，在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她回头看了一眼。

    赵卫东正站在班车门口，四处张望。他穿着深色夹克，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握着手机贴在耳边。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林秀珍赶紧转回头，往前走了几步。她的后背能感觉到那道目光，像针一样扎着。

    她没有停。

    出站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米色风衣。是苏晚。苏晚的头发扎成低马尾，风衣领子立起来，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

    苏晚把水递给她，低声说：“赵卫东的车停在广场东侧，他看到我了。他刚才打电话来问你在哪，我说不知道。”

    “他知道你来接我？”

    “知道。”苏晚侧过头看了一眼广场方向，“走吧，别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他一个人在车上，不敢下车，但说不准他有没有叫人来。”

    两人沿小巷走。墙角的垃圾堆散发出酸腐味，一只野猫从垃圾桶边窜过去。苏晚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复印件——发黄的纸页，铅印的文字，标题是“清江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管理制度”。她把复印件递过来：“你看加急产房那一条。”

    林秀珍接过来，借着巷口的光看那一行字。纸张纹理清晰可辨，边缘有些破损。纸上写着：“加急产房专用铭牌只用于非正常产程或产妇信息不完整的情况。”

    “这孩子不是正常出生的。”苏晚停住脚步，看向林秀珍的眼睛，“铭牌编号暗示产妇当时没有完整身份登记。那天的产妇，没有人能查到她的病历。我打电话问过医院的老护士，她们说那天的值班记录本就少了一页。”

    林秀珍掏出那张空白信纸，递给苏晚。苏晚接过去，对着光看。她看了很久，翻过来看背面，抬起头：“省城河西棉纺厂宿舍楼3栋302室。沈清禾住在这里。这个地址我查过了，是厂里的家属楼，八十年代建的，后来厂子倒闭了，那栋楼还在。”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那个小区，查档案的时候找到她住过的地址。”苏晚侧过头看了一眼巷口，“走吧，赶在赵卫东前面。他有车，比我们快，但他不一定知道这个地址。”

    车子在红砖楼前停下。楼的外墙斑驳，墙面上爬着枯死的藤蔓。防盗门锈得掉渣，门铃按了没反应。两人爬上三楼，走廊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一点光。路灯坏了很久，墙上还有一个坑。302室的门是旧式的木门，春联只剩“幸福人家”四个字还能辨认，其余的纸都卷了边，露出下面发黄的旧纸。

    苏晚敲了三下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的目光扫过两人，带着防备。她眼睛下面的皮肤耷拉着，眼圈发黑。

    “请问您见过这个吗？”苏晚递上那张铭牌照片。

    中年女人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她的手指在照片上方摸了一圈，但没有碰到。林秀珍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发抖，关节处还有面粉。她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没有离开照片。

    “这是九四年七月二十四号的加急铭牌。那晚是我值班。”

    她让两人进门，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本发黄的工作日志。书脊已经裂了，封面糊了一层牛皮纸。她翻到某一页，上面是蓝色圆珠笔写的字，笔迹有些潦草：“1994年7月24日，加急产房，产妇无身份证件，由林德福陪同，孩子出生后由林德福带走。”“林德福说，这孩子是他女儿林秀珍的。”中年女人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林秀珍，“他让我瞒下了铭牌记录，怕影响女儿名誉。我当时信了。他说你年纪小，这事传出去不好。我心软了，就把记录写得不那么清楚。那天晚上他来得急，什么也没带，说孩子生下来就抱走，不让人看见。”

    “那产妇呢？”林秀珍问。

    “那产妇不是你。”中年女人看着她，“你妈当时不在场。你爸带来的那个女人，我后来查过，叫沈清禾。她生完孩子就走了，连名字都没留。我记下她的名字，是因为那天她身上的衣服有厂里的标志，我认出来是棉纺厂的。”

    林秀珍只觉得脑子里嗡一声响。

    她扶着墙慢慢坐下去，膝盖弯下去时，骨头发出轻微的响声。她掏出口袋里的底票和照片，纸张被捏得皱巴巴的。照片上孩子的脸有一小块压痕，正好在额头位置。

    苏晚蹲下来，轻声问：“你还能撑吗？”

    林秀珍没有回答。她掏出手机，拨通林德福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然后通了：“秀珍？”那边传来父亲的声音，有些急促，像是在赶路。

    “孩子的母亲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她能听见父亲呼吸的声音，很慢，很重。还有一声轻轻的叹息，像是憋了很久才放出来的。

    “你能不能先回来？”林德福的声音干涩，带着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问你，孩子的母亲是谁！”

    林德福的声音变了调：“那个人已经死了。你不要再查了。你再查下去，连你自己都会出事。这事就烂在肚子里，你回来，我什么都告诉你。”

    电话挂断了。

    林秀珍保持握着手机的姿势，一动不动。屏幕上的通话时间停在二十三秒。她盯着那个数字，感觉自己的手指已经僵了。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暮色中的老城区，最后一班开往清江的班车正在鸣笛发车，车灯在昏暗中亮起来。她转过头看向苏晚：“我还差一件事没问清楚。”

    “什么事？”

    她从工作日志夹页里捏出那一小块红绳，放在掌心给苏晚看。红绳已经褪成了暗红色，但编法依然清晰可见——“平结，四股，两圈一扣，正好是我妈妈每年端午给我编的那种。”

    “这个铭牌上的红绳，是我的。”她说，“我小时候绑过。我妈说是她亲手编的。她说这绳结的编法是她外婆教的，她们家就这一个女儿会。”

    苏晚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林秀珍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抬手抹了一把，但眼泪又流下来，顺着脸颊滴在照片边缘，洇出一小片水痕。她不敢再碰那张照片，怕它被泪水泡坏。

    清江县城，林德福把电话扔在沙发上，走进卧室。他拉开抽屉，薄薄的木头抽屉里装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他翻出一个旧铁盒，铁盒盖子已经生锈了，边沿有一圈灰。他拿起听筒，拨了一个号码。

    “她知道了。”林德福压低声音，说话时嘴巴几乎贴着听筒，“你那边的东西能处理吗？越快越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

    林德福的手指攥紧听筒，指节发白：“至少把那根红线处理掉。她知道那是她的。她知道那是她妈编的。她现在已经到省城了。”

    窗外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响。林德福没有回头，只是把铁盒塞进抽屉最深处，用力把抽屉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