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没有动。他蹲在墓碑前，手按在广口瓶盖上，眼睛盯着入口那辆摩托车。骑手没有熄火，引擎在空挡上低吼，排气筒喷出一团团白气。骑手的头盔面罩是茶色的，从外面看不清里面那人的脸，只能看见手套握把的姿势——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头，烟灰被风吹散，落在油箱上。

    苏晚没说话，蹲下身，从挎包里摸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放在广口瓶后面，用瓶身挡住。她低着头，像是还在看信，但眼睛余光一直盯着那辆摩托车的后轮。

    骑手把烟头弹在地上，烟头在碎石上弹了一下，溅出一小簇火星。他拧了一下油门，车身往前窜了半米，又停住，像在犹豫。然后他把车头调转，朝坟地外骑走，没有回头。

    陈建国站起来，膝盖有些发僵。他弯腰捡起手机，录音条目停在十八秒，只录到引擎声。

    苏晚把广口瓶重新盖好，用保鲜膜裹了两层，塞进挎包。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车牌尾号记住了，等查到了车主名字，再告诉我该不该报警。”

    陈建国没有接话。他蹲在那儿，没有马上走，手按在石头上，像是想让什么东西就这样压住。

    “走吧。”他说。

    两人骑车出了坟地，顺着坡路往清江县城方向骑。路上没有谁说话，只有车轮碾过碎石和干土的细碎声响。

    进了县城，苏晚在前面带路，在一家早点铺门口停了。铺子不大，门口支着两口锅，一锅炸油条，一锅煮豆浆。老板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围裙上沾着面粉，见两人骑车过来，笑着招呼了一声：“吃了吗？”苏晚把车靠在墙根，找了张靠里的桌子坐下，要了两碗豆浆、两根油条，一碗加糖一碗不加。她把加糖的推到陈建国面前，自己拿起筷子，把油条撕成小段，泡进不甜的豆浆里，泡软了才夹起来吃。

    陈建国没动筷子。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把那段录音又放了一遍。

    苏晚嚼完嘴里的油条，用纸巾擦了擦嘴角。“骑手穿的是深蓝色工作服，左胸口袋上有白色线绣的标，看不清字，但位置和大小像供销规矩工装。”她把油条又撕了一段，泡进碗里。“他等你看见他才走，不是来动手的，是来递消息的。”

    陈建国把手机收起来，拿起筷子，夹起油条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喝了一口豆浆。豆浆很烫，他把碗端起来，吹了一下，又喝了一口，放下碗。“递消息给我，为什么不露面？”

    “因为露不露面都一样。”苏晚把碗里的豆浆喝干净，用纸巾擦了一下碗底，把碗叠在盘子边上。“你知道有人在盯着你，他也知道你知道。只要这个信息传到了，他露不露面都不重要。”

    陈建国没有再问。他把筷子横在碗上，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十块的放在桌上。

    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的不是沈清禾的名字，而是一个没有存入通讯录的固话号码，区号是省城的，但跟苏晚办公室的号段不一样。陈建国看着屏幕，让电话响了五秒，然后接通。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咳嗽，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嗓子有些哑，像抽了很多年烟又戒不掉的那种：“你是清江那边的陈师傅？”

    陈建国没有答话。电话那头又咳嗽了两声，背景里有一个开水壶烧开的声音，呜嘟嘟的。“林德福九四年七月的电话通话记录，我这儿有一份。”那人说完，顿了一下，“你要是想要，今天下午三点，清江县老客运站后面那排平房，第三间门面。”

    陈建国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在清江？”

    对方没有回答，电话里只剩下开水壶持续不断的呜鸣声，然后挂断了。

    苏晚的筷子停在半空，豆浆表面已经凝了一层薄膜。“这个人知道你今天来扫墓。”她放下筷子，拿起桌上的纸巾又擦了擦手。“他连你在哪个时间点会到清江都知道，这不是随便猜的——是从你出省城就开始跟的。”

    陈建国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放在桌上，拿起钱包放回口袋。“下午三点我不去，换你去。”

    苏晚看着他，没有马上接话。

    陈建国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你是怕那是赵卫东设的套。”

    苏晚也站起来，拿起挎包。“我是怕这一去，回来就要把谁送进去——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干这事。”

    苏晚没有接话。她把挎包背好，走到柜台前，又拿了两根油条用纸包好，塞进挎包侧袋。她回头看了陈建国一眼。“那你自己小心。”说完，她推开门走出去，跨上自行车，脚一蹬，车往前窜出去，没有回头。

    陈建国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在街角拐了个弯，消失在一棵老槐树后面。他把手插进口袋，摸了摸手机的边缘，又掏出来，翻到沈清禾的电话，没有拨，又翻到周磊的电话，也没有拨。

    陈建国转过身，骑上自行车，朝清江县城东边的方向骑去。

    骑到出城的路口时，他停下来，单脚撑地，掏出手机，拨了家里的座机号码。电话响了七声，他母亲接起来，声音有些喘，像从楼上跑下来接电话的：“喂？”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妈，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你回来了？”母亲的声音微微颤了一下，像是什么东西在嗓子眼里堵着，想咽又咽不下去。“你爸说你在清江——你回来一趟吧，我有话跟你说。”

    陈建国握着手机，没有马上回答。风吹过来，把电话线那头的声音搅得有些飘忽，他听见母亲把话筒换到了另一只手上，呼吸声变得更清晰了一些。“行。”他说，“我晚上到家。”

    母亲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又沉默了两秒，然后说：“路上慢点。”说完，她先挂了电话，话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陈建国把手机放回口袋，蹬上自行车，往西边骑。

    傍晚六点，他骑到省城郊区的陈家老院子门口。

    院门没有关严，虚掩着，门缝里露出一束光，是堂屋的日光灯从玻璃窗里透出来的。

    他把自行车靠在院墙根，推开门。母亲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桌上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已经倒了茶，另一个空的。

    陈建国走进堂屋，站在八仙桌边上，没有坐。母亲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把手边的杯子推到他那边。“坐。”

    他坐下，没有去碰那杯茶。

    母亲把手放在桌上，十根手指交叉在一起，像要把什么东西攥住一样攥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把手掌平贴在桌面上。“我已经知道了。”她说，声音像是一条被拉紧的线，绷着，随时可能断。“你爸跟我说了。”

    陈建国转头看了一眼父亲。父亲把烟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背对着他们，像是要把这片地方腾出来给他们说话。

    母亲的手在桌面上轻轻拍了一下，像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又像是想让自己更镇定一些。“林德福的事，赵家的事，还有那个……”她说到这里，停住了，手攥成拳头，关节发白，声音一下子变得很细，细到几乎听不见，“那个孩子的事。”

    陈建国没有动。他不知道母亲说的是哪个孩子，不清楚她知道到了哪一步。

    母亲把手从桌上拿下去，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微微抖了两下，但很快又稳住了。她抬起头来，眼圈红了，但没有掉眼泪。“你受委屈了。”

    陈建国听到这话，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他以为她会骂林秀珍，会骂林德福，会骂赵家，会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但母亲只是看着他，红着眼眶，说了这四个字。

    他没有接话。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杯茶，茶水已经凉了，表面的热气散尽，只余下一片安静的褐色水面。

    母亲站起来，走到碗柜前，打开柜门，从最上一层拿出一个旧铁盒。她打开铁盒，里面装的不是茶叶，也不是钱，而是一张老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有些发黄，上面印着清江县医院大门的旧景。大门口站着一排人，男女都有，穿着白大褂，都笑着。

    “这个人，”母亲说，声音有些发紧，“就是给你接生的那个护士，叫杨桂兰。”

    陈建国低头看着照片上那个短发女人，没有认出来。他不知道二十二年前是谁替他剪的脐带，谁替他称的体重，谁在他的出生登记表上写下第一笔字。

    “她去年过世了。”母亲说，把照片翻了面，翻过来的背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杨桂兰，1998年11月病故”。字很端正，笔画一丝不苟，是母亲亲笔写上去的。

    陈建国抬起头。“你怎么知道她走了？”

    母亲把照片放回铁盒，盖上盖子，没有看他。“因为她走之前，给你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