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省城长途车站的候车室里只有一盏日光灯亮着。苏晚坐在塑料椅子上，身边放着一个帆布包，包口没有拉严，露出几本蓝色封皮的旧式档案比对手册和一个木盒装的放大镜。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有些发亮了，但衣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领口露出一截白衬衫的边。头发扎成低马尾，没有戴任何首饰。

    班车进站的时候，她提起包，排在最后上车。车上人不多，她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放在腿上，两只手搭在包上，没有睡觉。

    天还没亮透，车窗外的路灯一根一根往后倒。车上的收音机放着一首老歌，司机跟着哼了几句，又停了。

    苏晚没有看窗外。她从包里抽出一本档案比对手册，翻到夹着一页旧纸的地方，用手指轻轻抚平纸上折起的边角，又合上。

    车到清江的时候，太阳刚升到屋顶的高度。

    苏晚在物流区路口下了车，走进步行街的休息室。铁桌上还摊着昨晚那几页复印件，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

    她把帆布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拿出装订工具、放大镜和那几本比对手册。她没有关门，让门虚掩着，把椅子拉到铁桌前，坐下，打开放大镜。

    第一页的划转凭单，签字是她之前看过照片的那一种。她把放大镜移到日期栏，照了一会儿，又移到签名栏。

    然后她把纸翻过来，看背面。

    那行铅笔字在放大镜下清楚了很多。字迹很细，笔尖几乎是竖着划过纸面，留下了浅浅的划痕。撇和捺的力度不匀，左边轻、右边重，像是一个右手不习惯用铅笔的人写出来的，但又不像——字的整体走向是往右上方倾斜的，角度很稳，不是偶尔写出来那种歪斜。

    苏晚放下放大镜，把纸放平，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笔画的走向。

    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横平竖直，右手正常握笔的走法。然后把比对手册翻到中间，找到一张旧表格——上面有林德福当年的手写签名，是厂里登记设备编号时留下的，字迹端正，横画压得不重，竖画收笔有一点点回钩。

    她比对了一下。

    铅笔字的“年”字，最后一竖是直的，没有回钩。林德福签名里的“年”字，最后一竖有回钩，而且回钩的方向是往左上方——这是右手的习惯。

    她放下笔，把那页复印件举起来，在光下看了看。纸张没有对折痕迹，只有中间压着一道印子，像是被人折叠过又展开之后留下的褶痕。

    铅笔字写在折痕的上方，字的走笔没有受折痕影响——说明写字的时候纸是平的。

    苏晚把纸放回桌上，没有拿起来。她坐在椅子上，手搭在桌边，指尖敲了两下桌面。

    陈建国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她正在用装订针把复印件的一角固定在一张白纸上。她没有回头，说了一句：“第五页背面的铅笔字不是林德福写的。”

    陈建国把门关上，走过来，站在桌子对面，低头看着那页纸。

    “谁的？”

    “不知道。”苏晚用针尖点了一下字的走向，“左撇子写的。而且不是自然左撇子——是刻意用左手写的。字往右上方倒，右撇子写不出这个角度，但也不是常年用左手的人的手劲。写得很小心，像是怕被人认出笔迹。”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把外套脱了放在椅背上，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苏晚继续说：“铅笔字的位置在第五页背面的右下角，正好是林德福签名那一页的背面。写这行字的人可能是复核时发现的，也可能是后来拿到复印件之后才补上去的。”

    “林秀珍妈住院那年。”陈建国把这几个字念了一遍，声音很低，像在对一个答案，又像是在重复一个记了很久的数字。

    “九三年秋天到冬天。”苏晚说，“你在厂里查到的报销记录里，没有这一笔钱的去向。”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看了一眼苏晚，没有点，又放回去了。

    休息室外面有人敲门。敲了两声，停下来，然后又敲了一声。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门边，把门拉开一条缝。

    是许青岚。她站在门外，手上提着一个旧式档案袋，袋子上沾着灰，封口用透明胶带贴了两层。

    “周磊刚才打电话到你这儿了，”她说，声音有点喘，“他说林家有人今天一早去过公司柜台，问你是不是离开省城了。”

    陈建国把门拉开，让她进来。

    许青岚进门之后，第一眼就看见铁桌上摊开的复印件和放大镜。她没有说话，把档案袋放在桌子另一头的空椅子上，自己站到墙边，没有靠近桌子。

    苏晚抬头看了她一眼，合上放大镜，把手里的装订针放在桌面上。

    “你爸知不知道张保国手里有几页纸？”苏晚直接问。

    许青岚站在墙边，两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沉默了几秒钟。

    “他大概知道三页，”她说，“不知道还有两张背面有字。”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苏晚看着她，没有马上接话。她的眼睛很静，没有逼迫的意味，但也没有给许青岚任何滑开的空间。

    “你爸在观望。”苏晚说。

    许青岚没有反驳。她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环在胸前，指尖在胳膊上轻轻按了一下。

    “算是。”

    “他不傻，但也不是中立。”苏晚说，“明知道还有更完整的东西，却不拿、不问，就是等着看哪边胜算大。”

    许青岚没有再看苏晚。她走到铁桌的另一头，把档案袋的封口透明胶带撕开，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好的纸。她打开纸，放在桌上，纸面上的图案是被复印过的快递底单，线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柜台营业章还能看清——是一个圆形的章，外围印着“省城道口街邮政营业点”几个字，里面是日期。

    “我想去邮局查那张底单的寄件记录。”许青岚说，声音不高，“柜台章能看出窗口号，窗口号能对应值班的人。值班的人如果还记得是谁寄的，就能对上寄件人。”

    苏晚站起来，把放大镜和比对手册收回包里，拉上拉链，把帆布包挎在肩上。

    “我跟你一起去。”

    许青岚看了她一眼。没有拒绝。

    邮政营业点在道口街拐角，门面不大，玻璃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着邮政绿色工作服的年轻姑娘，正在低头翻一本破旧的台账。柜台上的玻璃下面压着几张邮票样品，边角已经起了毛边。

    苏晚走到柜台前，把自己的律师证从包里拿出来，隔着玻璃放在柜台上。

    “我代理一个案子，需要查三个月前的一张快递底单的寄件记录。”

    营业员抬头看了一眼证，又低头看了一眼，把台账合上，站起来，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走进里间的办公室。

    等了十五分钟左右，一个穿着旧蓝色工作服的临时工从里面出来，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大登记簿。登记簿的书脊已经开线了，纸张边缘有些卷曲，颜色发黄。

    “上次找过了，”临时工说，声音不大，带着一点地方口音，“没留寄件人名字。”

    苏晚把登记簿接过来，放在柜台上翻开。页面是手写的表格，每一行对应一位寄件人，栏位有序号、收件人地址、金额、寄件人栏。寄件人栏里确实没有名字，只有数字——一个短横，后面跟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那是座机号码。

    临时工看着那串数字，念了一遍。念完之后，他的表情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神从页面上移开，看向苏晚。

    “这个号我认得。是老供销社院子里的电话。”

    苏晚的手指停在登记簿上，没有动。她看了一眼号码，又从口袋里掏出纸笔，把号码抄在纸上。

    “老供销社院子里的电话？”她重复了一遍。

    “嗯，”临时工说，犹豫了一下，“以前在供销社做过两年临时工，打过这个号。那院里是几家人合用的一个座机，放在一楼过道里。”

    苏晚把那张纸折叠好，放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她没有走，低头看着登记簿上的那页纸，又看了一遍那串数字。

    她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听筒，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响了一声。又一声。第三声。

    响了六声之后，那边接起来了。

    没有人说话。

    苏晚没有催，也没有挂断。她把听筒压得更靠近耳朵一些，仔细听着那头的动静。

    背景里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不大，是一两岁幼儿那种断断续续的哭，夹在呼吸之间，像是哭了很久，有些累了。

    然后是另一个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一个女人对着旁边的人说的：“别接，挂掉。”

    电话挂断了。盲音短而急促。

    苏晚把听筒放回座机上，没有马上拿开手。她用指尖按着听筒的上端，沉默了几秒。

    刚才的背景音里，除了小孩的哭声和女人的声音，还有电视机的声响——一段节奏清晰、带有铜管乐和军鼓的前奏，是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熟悉的片头曲，每天晚上七点整准时响起的节目片头。

    苏晚把那串座机号码写在登记簿的背面，翻过来看了一眼。

    小孩的哭声，女人的那句话，七点整的新闻联播片头曲。

    这个电话接通的地方，不是清江。

    是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