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没有叫醒许青岚。他独自走出休息室的时候，外面的天还没亮透，路灯的光在雾气里散成一片浑浊的黄色。他绕过汽修厂的院子，穿过物流区那段水泥路，绕到对面旧楼的侧面。

    水箱架在楼顶，铁皮已经锈成暗红色，边缘挂着水渍干后留下的白印。水箱下方的地面有一层细沙和碎石子，石子缝里压着几个烟头。

    他用指尖把纸片翻过来。纸张背面印着一个橡皮章的痕迹，章印模糊，只有半边能看清——一个旧式的椭圆形章，上半截是一个单位的名字，下半截被撕掉了，只剩“道口”两个字。街道办常用的那种老橡皮章，盖在快递单上，发件地址只留了一个街道名。

    他把纸片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看了一眼楼顶的方向。水箱后面没有人，只有风吹过时铁皮发出的细微响声。

    他没有马上回休息室。他站在楼阴影里，把口袋里的纸片又掏出来，在大拇指上比了一下“道口”两个字的大小和间距。省城老城区道口街，那一片是九十年初建的居民楼，没有正规物业管理，楼道里的灯多半坏了，外墙的涂料也剥落得差不多了，门牌号经常被拆掉或被孩子们刮掉。

    天亮之后，陈建国回到休息室，许青岚已经醒了，坐在铁桌边上，手里端着一杯凉水。她没问他一早出去的事，只看了他一眼，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喝完，放下杯子。

    “我今天要出去一趟，”陈建国说，“你待在这儿。”

    许青岚抬头看着他，嘴角的淤青还没完全消，但眼神已经恢复了一些：“去哪？”

    “道口街。”

    他没有多解释，也没有等许青岚再问，就从休息室的柜子里翻出一把钥匙，把门从外面锁上，走到路边等公交。

    省城的公交早班车人不多。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中间换了一趟线，在一个叫“道口街”的站下了车。街两侧是老居民楼，外墙上的白色涂料已经发黄发灰，楼道窗户大多没有玻璃，用旧报纸或者塑料布糊着。

    第一栋楼的楼道口堆着几辆旧自行车，车链条已经锈住，轮胎扁了。第二栋楼下有一个信箱，信箱门歪着，里面塞着几张传单和信封，最上面是一张发黄的应急通知。

    他用两根手指把通知抽出来，没有抖开，先从背面看到字迹——署名被水渍洇糊了，只能看清一个“张”字的右半部分，下面留了一个座机号码，墨水褪得差不多了，但号码前四位还能辨认出来。

    他把那四个数字记下来，把通知放回信箱。

    陈建国走到对面小卖部，柜台上放着一部红色座机，听筒用一根黑色弹力绳拴在电话机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递过去，老板娘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打吧”。

    他拨了那四个数字加后三位，中间停顿了两下，然后连着拨完后四位。

    电话在第三次振铃的时候接起来了。

    没有声音。那边只传来呼吸声，不大，但能听得出来是一个老人的呼吸——带着一点喘息，胸腔里有些发紧。

    “喂，”陈建国说，声音不高，没有报名字，“我姓陈，从省城机械厂那边过来的。昨天晚上我仓库被人翻过，有人想找一批旧账本。”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老年男性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压得很低的警觉。

    “你是陈建国？”

    “是。”

    那边又安静了几秒。

    “我女婿昨晚去看了你一眼。”

    陈建国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东西在我手上，”那个声音终于开口了，一顿一顿地，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但我不知道给你之后你还能不能兜住。”

    陈建国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在哪里见面？”

    “物流区汽修厂。你知道那个地方，傍晚。单独来，别带那个女老板。”

    “明白。”

    对方没有再说第二个字，直接挂了电话。

    他看了一眼窗外——外面的路上没有车，两个骑着自行车的老人从街对面过去，车筐里装着买好的菜。

    他走回物流区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了。他找了一根铁管靠在墙边，然后站在院墙的角落里，点了一根烟，等着。

    张保国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车是一辆旧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一个编织袋，袋子外面裹着两层旧报纸，用绳子从四个方向捆紧。张保国从车上下来，没有把车停稳，而是直接推着车走进后院，在离陈建国大概三米的地方停下来。

    他穿着一件旧灰色夹克，领口磨得起了毛边。他看了陈建国一眼，把编织袋从车后座上解下来，放到地上，没有打开。

    “你们公司仓库是不是刚被翻过？”

    陈建国点头：“文件少了。”

    袋子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纸张的边角已经氧化成那种脆脆的、稍微一折就裂开的黄色。他把信封拿出来，没有递过来，而是先放在地上，用手指压着信封的一角。“信封里是五页复写纸复印件，”他说，“九五年十月到十二月的东西，供销社内部设备款划转凭单、运费单据底单、还有一份代收货款的明细。”

    陈建国蹲下去，没有接信封，先借着院子里的路灯看了一眼信封正面。信封上没有写字，只有一个旧式印刷的地址格式，印着“清江县供销社”几个字。

    张保国没有阻止他看，但他也没有松手。

    “第一页是划转凭单，日期九五年十月七号，签字栏写着林德福的名字。”张保国的声音不高，像是在叙述一件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字迹我核对过，和他在省城厂办签的文件对得上，一笔一画都没有差。”

    陈建国伸手把信封拿过来。张保国松了手。

    他把信封口打开，没有把纸抽出来，先隔着纸摸了一下页脚的厚度，然后抽出第一张。复写纸的油墨已经褪了一些，但笔迹还能看清。页眉印着“清江县供销社内部设备款划转凭单”，日期栏的墨水是蓝色钢笔写的，下面签名栏写着“林德福”三个字，字的走笔很稳，是一笔写下来的，没有停顿，没有犹豫，像是签了无数次之后养成的习惯。

    他没有看后面几页。他把第一页放回去，把信封口折好，放进自己外套的内袋里。

    张保国站起来，把编织袋的拉链拉上，重新绑回自行车后座上。他骑上车，一只脚踩在脚踏上，回头看了一眼陈建国。

    “还有一页不在我这里，”他说，“被你们公司被翻走的那个箱子带走了。”

    陈建国看着他的脸，没有说话。

    张保国没有再解释，蹬了一下脚踏，自行车歪了一下，然后稳住了，拐过一个墙角，消失在一排旧仓库的阴影里。

    陈建国回到休息室，把五页复印件铺在铁桌上。

    许青岚站在旁边，没有伸手碰。她把双手交叉放在身前，微微弯着腰，低头看那几页纸。

    陈建国按顺序把纸摆好。第一页是十月七号的划转凭单，第二页是一张运费单据的底单，上面盖着一个模糊的收货章，印章边缘有一部分已经糊掉，只能看清“深圳”两个字。第三页和第四页是两张空白底单的背面，什么都没有写。第五页是“代收货款”的明细，收款单位那一栏写着“深港鑫源贸易公司”——一个前身公司的名字，笔画粗黑，钢笔写的，墨水在粗线条的边缘晕开了一点。

    明细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此笔经林德福确认划账。”

    字迹不是林德福的。字迹下面有一个红手印，指尖压得很正，指纹清晰，但印泥里的油已经渗进纸纹里，边缘有一点向外化的痕迹。

    陈建国把第五页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写得极细，像是用削得很尖的铅笔轻轻划上去的，笔画很浅，但能看清。

    “林秀珍妈住院那年的款。”

    许青岚看见那行字，没有抬头，声音压得很低，问了一句：“你妈？”

    陈建国没接话。

    纸在他的手里发出一丝轻微的响声。

    他没有回答许青岚的问题。

    他把那页纸慢慢叠好，放进信封，然后把信封封口折起来，压平边角。

    “林德福签了字，别人代写了确认语，他按了手印。”许青岚在他身后说，“这是在供销社规矩里最不想留下的那种凭证——别人代笔，当事人按手印，等于他自己知道这笔钱去了哪，但不想留下亲笔签名。”

    陈建国把信封放进口袋，拉了拉外套的边角，把拉链拉到头。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的路灯。路灯下没有什么人，路面上干干净净的，没有烟头，没有纸片。

    他转过身，把铁桌上的椅子拉开，坐下去。

    “通知苏晚，”他说，“让她明天一早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