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九里来到办公室。

    藤井把上午的情况简单告诉了他。

    九里没有先问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采访。

    他问：

    “去世的有几份？”

    “目前收到的家属反馈里，有几例。”

    藤井说，“之后可能还会有。”

    九里沉默了一会儿。

    “现有联系资料更新速度跟不上。”

    “高龄群体很难完全避免。”

    “我知道。”

    他坐下来。

    桌上放着一张没有任何个人信息的汇总表。

    愿意。

    暂未决定。

    不愿意。

    健康原因暂缓。

    家属反馈。

    九里看了一会儿。

    “如果以后真的开始记录，最后放在哪里？”

    研究人员回答：“首先还是档案系统。”

    “我不是问文件存在哪里。”

    九里说。

    “我是说，人在哪里接触这些记录。”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

    “如果只是收进数据库，解决的是保存。”

    他继续道，“但如果我们真正想让后来的人知道，一个被爆者的人生并没有在八月六日结束，就还需要一个能够接触这些人生的地方。”

    藤井看向他。

    “展示空间？”

    “不一定。”

    九里说，“可能是查阅。可能是听取。可能是影像。也可能只是一个能够安静坐下来听完一个人几十年生活的地方。”

    有人低声说：

    “生活记录室。”

    这个名字再次出现。

    这一次，没有人立刻说太早。

    沈晴却还是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能决定是一个房间。”

    九里看她。

    “嗯。”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以后会留下多少记录、以什么形式留下，也不知道本人最终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

    她停了一下。

    “先把记录做好。”

    藤井点头。

    “空间是下一步。”

    “但这件事要继续。”

    沈晴说。

    九里回答：“当然。”

    藤井没有宣布立项。

    也没有把“生活记录室”写进任何正式计划。

    她只在会议记录最后加了一项：

    开馆后继续研究被爆者战后生活记录的长期保存、查阅及公共利用方式。

    很谨慎的一句话。

    没有预算。

    没有建设。

    没有承诺。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已经不会随着新馆开门而结束。

    距离开馆五天。

    第一轮调查问卷继续回来。

    与此同时，新馆进入最后一次全馆运营确认。

    早上八点半，所有主要负责人集合。

    入口设备。

    预约确认。

    现场咨询。

    无障碍路线。

    媒体动线。

    学校团体。

    多语言服务。

    紧急疏散。

    工作人员轮班。

    每一项都按照开馆当天的状态重新走一遍。

    沈晴被安排成普通参观者。

    从入口开始。

    出示测试二维码。

    扫描。

    正常。

    进入。

    她按照一个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的速度往前走。

    日语、英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语和法语的基础信息都已经能够在对应页面找到。

    她故意在几个容易犹豫的位置停下来。

    工作人员没有立刻靠近。

    直到她真正抬头寻找帮助，才有人走过来。

    这是他们之前几轮测试留下来的结果。

    帮助必须存在。

    但帮助不应该变成催促。

    中午，他们又做了一次接近六十人的模拟。

    十五人一组。

    四组错峰。

    有人快速通过。

    有人停在一处很久。

    有人折返。

    有人在重新整理心情的空间坐下以后，故意二十分钟不动。

    工作人员没有去问他为什么坐在那里。

    也没有递纸。

    没有提醒他“可以写点什么”。

    只是让他坐着。

    九里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

    “可以了。”

    沈晴转头：“你确定？”

    “你现在为什么比建筑师还不相信建筑？”

    “我不相信的是运营。”

    “那更不是我的问题。”

    “你终于学会甩锅了。”

    “开馆前五天才学会，确实有点晚。”

    沈晴笑了。

    九里也笑了一下。

    但五分钟以后，他还是自己重新走了一遍出口动线。

    没人真的放心。

    下午，开馆首周预约数字再次更新。

    比前一天继续增加。

    媒体确认名单也越来越长。

    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趁现在关注度高，再追加一轮新的传播内容。

    藤井直接摇头。

    “不加。”

    现在最危险的已经不是准备不足。

    而是所有人都觉得——

    既然效果不错，还可以再做一点。

    再增加一个说明。

    再追加一个采访。

    再制造一个话题。

    沈晴也不同意。

    “第四阶段已经把正式开馆时间和参观方式说清楚了。接下来只更新实际信息。”

    预约。

    交通。

    开放时间。

    现场注意事项。

    “不要为了最后几天的热度，再创造新的传播主题。”

    她说。

    九里坐在另一边，抬头看了她一眼。

    沈晴注意到了。

    “你又有什么意见？”

    “没有。”

    “那你看我干什么？”

    “只是觉得这句话如果一个月以前从我嘴里说出来，你可能会反驳。”

    沈晴想了一下。

    “我现在也可以反驳。”

    “那不用了。”

    会议室里有人笑起来。

    距离开馆四天。

    媒体预览资料进入最终确认。

    日语主资料完成。

    英语版完成。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语和法语的基础资料也全部进入最终版。

    海外媒体采访需求按照语言和主题重新分类。

    德国媒体仍然主要关注战争记忆与公共教育。

    法国媒体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和平理念、历史记忆以及公共空间。

    韩国和台湾媒体对修学旅行、年轻一代和平教育和多语言参观的兴趣很高。

    美国媒体的问题则越来越集中在：

    随着被爆者高龄化，个人记忆将怎样被继续保存。

    那支欧洲纪录片团队也正式确认了到访时间。

    他们最新发送的问题里，再一次出现：

    除了1945年8月6日当天的经历，新馆是否也在尝试保存被爆者之后的人生？

    沈晴看到那句话时，停了一下。

    第一次收到类似问题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前期研究。

    现在，她的桌上已经放着真正的调查回执。

    但她仍然把这个问题归入：

    被爆者战后生活记录前期研究——可说明调查现状，不提供具体个人案例。

    胜一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资料里。

    他愿意接受采访。

    但那是他对记录计划说的“愿意”。

    不是对所有镜头。

    下午，藤井把开馆前一天的媒体预览流程发给所有人。

    媒体签到。

    馆方说明。

    新馆介绍。

    建筑理念。

    和平教育项目。

    国内外媒体集中提问。

    分组馆内取材。

    正式结束。

    开馆当天只保留开馆仪式、指定媒体区域以及必要采访。

    传播和运营终于被尽可能分开。

    媒体需要新闻。

    参观者需要正常进入。

    没有哪一方应该压住另一方。

    距离开馆三天。

    早上，第一轮前期调查的阶段性回收数字更新。

    九十六份问卷中，已经收到六十一份有效回执及家属反馈。

    其中，二十七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后续采访。

    十四人愿意进一步了解计划，但暂时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采访。

    十一人明确表示不愿意。

    四人因为健康或其他原因，希望暂缓。

    另外五份来自家属。

    问卷原本寄给的人，已经去世。

    藤井把数字投在屏幕上。

    没有人因为二十七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而鼓掌。

    也没有人因为十一个人拒绝而失望。

    他们看得最久的，是最后那个数字。

    五。

    五个人。

    如果这份调查早一年。

    早三年。

    甚至只是早几个月。

    也许答案会不同。

    也许仍然有人拒绝。

    但至少，那会是他们自己的拒绝。

    而不是再也无法回答。

    九里看着屏幕，忽然说：</

    p>“不能再等到所有条件都齐了才开始。”

    藤井问：“你说采访？”

    “记录。”

    九里说，“正式方案当然要做，伦理、授权、保存方式都不能省。但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等到完美以后，人不会等我们。”

    没人反对。

    沈晴想起胜一。

    八十八岁。

    右腿里还有三根钢钉。

    直到今年才笑着说，自己终于从医院“毕业”。

    他愿意讲。

    这是幸运。

    但不是每个人都还有这样的机会。

    藤井关掉统计页面。

    “开馆以后，前期研究继续。”

    她说。

    “先从已经明确愿意接受采访的人里，根据身体状况和本人意愿安排第一批采访前沟通。”

    “不是直接采访？”

    有人问。

    “不是。”

    沈晴回答。

    “先谈。”

    告诉对方可以讲什么。

    可以不讲什么。

    怎样记录。

    怎样保存。

    是否公开。

    公开到什么程度。

    以后如果改变主意，可以怎样撤回。

    只有这些都再次确认以后，才真正开始。

    九里点头。

    “然后呢？”

    藤井看向他。

    “然后再讨论你们那个生活记录室。”

    这一次，没人纠正这个名字。

    它仍然不是正式项目。

    甚至连正式名称都没有。

    但已经第一次被藤井直接说了出来。

    会议结束以后，沈晴回到自己的位置。

    桌上的另一叠文件，是三天后的开馆首日流程。

    手机不断响。

    媒体确认。

    嘉宾确认。

    学校确认。

    预约系统。

    设备。

    天气预案。

    海外记者到达时间。

    临时采访申请。

    所有问题都开始以小时为单位变化。

    下午三点，藤井从她身边经过。

    “午饭吃了吗？”

    沈晴愣了一下。

    “吃了吧。”

    藤井停下。

    “什么叫吃了吧？”

    沈晴认真回忆。

    “饭团。”

    “几个？”

    “一个。”

    藤井看着她。

    沈晴立刻站起来：“我现在去买。”

    刚走到门口，又遇见九里。

    “去哪？”

    “被赶出去吃饭。”

    九里看了一眼手表。

    “三点。”

    “所以？”

    “这已经不叫午饭。”

    “饭团不分时间。”

    九里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便利店袋子，把其中一个饭团递给她。

    “多买了。”

    沈晴接过来。

    “你确定是多买？”

    “确定。”

    “谢谢。”

    九里继续往会议室走。

    走了两步，又回头。

    “开馆以前别倒下。”

    沈晴撕开包装。

    “你也是。”

    很普通的一句话。

    没有人停下来。

    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分别回到自己的工作里。

    傍晚，沈晴重新打开那份阶段性调查结果。

    六十一份。

    二十七个愿意。

    十四个还在考虑。

    十一个拒绝。

    四个暂缓。

    五个已经来不及回答。

    这些数字并不能证明“生活记录室”一定应该以什么形式存在。

    更不能证明每一个被爆者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被保存。

    恰恰相反。

    它们证明的是：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决定自己留下什么的权利。

    而这样的选择，需要有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去问。

    墙上的倒计时已经只剩：

    3

    新馆有明确的开馆日。

    他们可以把所有工作倒排到那一天。

    三天。

    两天。

    一天。

    然后开门。

    可是人的时间没有这样的倒计时。

    不会有人提前告诉他们，还剩几年、几个月，或者几天。

    沈晴合上调查文件。

    桌上另一边，是媒体预览流程和开馆首日安排。

    她忽然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三天以后完成的，只是一座馆的开馆。

    而另一件真正需要他们去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