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开馆六天。

    胜一的问卷不是唯一一份回执。

    第一轮被爆者战后生活记录前期调查，一共发出了九十六份问卷。

    对象主要来自资料馆及相关机构过去长期保持联系的被爆者，也包括部分此前参与过和平教育、证言活动或资料保存工作的老人。

    九十六这个数字并不算大。

    与仍然健在的被爆者人数相比，它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对于一个尚处在前期研究阶段、需要逐一确认本人意愿的计划来说，这是他们决定迈出的第一步。

    问卷寄出以后，最初几天回来的并不多。

    三份。

    七份。

    十二份。

    随后，办公室桌上的信封开始一天比一天厚。

    有人把问卷折得整整齐齐。

    有人在选择项旁边写了很多补充。

    有人字迹已经很轻，笔画微微发抖。

    也有人没有亲自书写，由家属按照本人的回答代笔，并在最后注明：

    本人确认以上内容。

    每一份问卷收到以后，都要先确认填写者身份、本人意愿和回答范围，再分别登记。

    愿意进一步了解。

    愿意接受后续联系。

    愿意接受采访。

    暂时无法决定。

    不愿意。

    这些答案没有被放在同一个意义上统计。

    尤其是“不愿意”。

    研究会最开始就已经决定，它不是需要被进一步说服的答案。

    上午，负责前期调查的工作人员把新收到的一批问卷带进会议室。

    “今天十七份。”

    藤井抬头：“这么多？”

    “昨天集中到了几封，今天早上又送来一些。”

    工作人员把已经完成基础登记的资料放到桌上。

    第一份愿意进一步了解，也愿意接受采访。

    记录形式选择了文字和录音。

    第二份愿意接受联系，但采访一栏选择：

    暂时无法决定。

    旁边写着：

    身体状况稳定以后，希望再考虑。

    第三份则非常明确。

    不愿意接受采访。

    没有填写原因。

    开放问题也是空白。

    藤井看了一眼。

    “按照不愿意登记。”

    工作人员问：“之后还联系吗？”

    “不因为这份问卷再联系。”

    沈晴说。

    “如果以后本人主动询问，再重新确认。”

    藤井点头。

    “就这样。”

    没人讨论为什么。

    他们甚至不知道拒绝来自哪里。

    可能是不愿意重新谈起过去。

    可能是身体原因。

    可能已经接受过太多次采访。

    也可能只是单纯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进入任何公共记录。

    这些理由都不需要向他们解释。

    拒绝本身已经是完整的答案。

    接下来几份情况各不相同。

    有人只愿意留下文字。

    有人可以接受录音，却不希望录像。

    有人愿意接受采访，但暂时不同意公开。

    有人在匿名一栏写：

    采访以后再决定。

    也有人在开放问题里写了很长一段。

    不是关于八月六日。

    而是关于战后第一次找到工作。

    关于结婚。

    关于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换工作。

    关于孩子出生以后，第一次不知道应该怎样向孩子解释自己身上的伤。

    沈晴没有继续往下看。

    前期问卷不是正式口述记录。

    这些文字首先属于填写者自己。

    他们现在需要确认的是意愿，而不是提前消费其中的内容。

    工作人员继续整理。

    拿到下一份时，动作却停了一下。

    “这份情况比较特殊。”

    藤井抬头。

    问卷没有填写选择项。

    姓名栏旁边，家属写了一句话：

    本人已于去年去世，由长女回复。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下来。

    这份问卷原本按照既有联系资料寄出。

    寄到以后，家属才通知他们，老人已经不在了。

    “什么时候？”

    藤井问。

    工作人员报了日期。

    不到一年。

    家属没有代替父亲回答是否愿意接受采访。

    因为那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替他回答的问题。

    她只在附纸上写了一段话。

    父亲生前接受过几次采访。

    电视台来过。

    报社来过。

    学校也邀请过他讲述。

    每一次，大多从同一个地方开始。

    八月六日那天在哪里。

    爆炸发生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怎样受伤。

    怎样逃离。

    怎样寻找家人。

    那些经历留下了一些影像和文字。

    可是关于之后几十年，留下来的东西很少。

    父亲后来去了哪里工作。

    身体不好时怎样维持生活。

    什么时候结婚。

    怎样养大几个孩子。

    退休以后喜欢做什么。

    七十多岁以后为什么突然开始种花。

    家里当然知道其中一部分。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需要让父亲专门把这些事情讲下来。

    信的最后写着：

    如果这个调查能早一点开始，也许父亲会愿意讲。

    没人马上说话。

    沈晴盯着最后那句话。

    她想起九里曾经说过的：

    建筑可以以后讨论。

    但人不能一直等。

    当时那更像一个判断。

    现在却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名字和日期。

    他们不是没有找到这个人。

    只是晚了一点。

    而有些事情，晚一点，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

    工作人员把那份家属反馈单独放到一边。

    “这一份不能算被爆者本人回执。”

    “当然。”

    藤井说，“单独登记。”

    下一份仍然是家属回复。

    这一次，被爆者已经去世三年。

    女儿没有填写调查选项，也没有替母亲作任何决定。

    只附了一封短信。

    她写，母亲过去不太愿意讲被爆当天的事情。

    可是晚年以后，经常说起战后的生活。

    结婚。

    开店。

    养孩子。

    第一次坐新干线去东京。

    第一次带孙女去看海。

    七十多岁以后和朋友一起旅行。

    身体越来越差以后，还是坚持每天早上自己去买菜。

    家里一直把这些当作普通的老人回忆。

    没有人想过要录下来。

    直到收到这份调查，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

    那些可能同样属于历史。

    研究人员轻声说：

    “很可惜。”

    没有人接话。

    因为除了可惜，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不能把家属的记忆写成老人的口述。

    不能根据过去留下的照片替她补完人生。

    更不能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故事重要，就假设本人一定愿意公开。

    能做的，只是把这一份家属反馈保存下来。

    并且清楚标记：

    非本人回答。

    上午的整理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

    九十六份问卷仍然没有全部回来。

    但已经出现了足够多不同的回答。

    沈晴原本一直在想：

    会有多少人愿意讲？

    现在她才发现，更重要的并不是得到一个漂亮的比例。

    有人愿意。

    有人拒绝。

    有人还没有决定。

    还有一些人，已经没有机会决定。

    他们真正需要建立的，也许不是一个尽可能多地收集故事的项目。

    而是一种让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拥有选择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