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于志宁，字仲谧，雍州高陵人。我的曾祖父，是北周太师于谨，一生辅佐北周，功勋赫赫，封燕国公。于氏一族，出自关陇，世代以儒学立身，文武兼备，在北朝便已是名门望族。父亲于宣道，仕于隋朝，官至内史舍人。我生于隋开皇八年，公元五百八十八年，自少年起，便浸淫于家学，饱读经史，通晓古今治乱得失。世人读唐史，记得我是秦府十八学士，记得我两度辅佐储君，敢冒死劝谏太子，也记得我晚年卷入废王立武的朝堂风波，落得贬谪外放的结局。我的一生，横跨隋、唐高祖、太宗、高宗四朝，见过乱世烽烟，亲历贞观盛世，也目睹高宗朝权力暗流涌动。我身为儒臣，守着忠直之道，可身处皇权漩涡，很多时候，纵然心怀正道，亦难完全左右世事。

    隋大业末年，天下已然大乱。我被授为冠氏县长，执掌一方县务。彼时山东烽烟四起，各路义军纵横往来，郡县残破，百姓流离。乱世之中，一县之地根本无力抵御兵祸，我眼见大势已去，不愿困守危城，便弃官返回故乡关中，静待时局变化。

    没过多久，李渊起兵太原，挥师西进，直取关中。我听闻李渊入关，便率领宗族子弟，赶赴长春宫前去迎接。高祖素闻我于氏的名望，又见我学识深厚，对我礼遇有加，授我银青光禄大夫之职。

    彼时秦王李世民，担任渭北道行军元帅，广揽天下才士。他听闻我的才名，征召我入幕府，担任记室，与殷开山等人一同参赞军机谋划。自此，我便归入秦王麾下，追随他南征北战。随军的岁月，我亲历沙场风云，见证唐军平定薛仁杲、攻取洛阳，扫荡四方割据势力。我不仅处理文书军报，也时常为秦王剖析时局利弊，议论天下得失。

    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功勋盖世，受封天策上将，开天策府，又设立文学馆，遴选天下饱学之士，号为十八学士。我位列其中，成为十八学士之一。阎立本为我们绘下画像，藏于馆中，后世流传的《十八学士图》，便有我的一席之地。那时的我，正值壮年，心中满怀抱负，期盼辅佐明主，匡扶天下，建立一番功业。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上帝位，便是唐太宗。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开启贞观之治。我历任官职，步步高升，贞观三年，官至中书侍郎。有一回，太宗在内殿宴请三品以上的近臣，宴席之上，环顾左右，忽然问道：“于志宁何在？”管事官吏回禀：“陛下诏令只召三品以上，于志宁官阶尚为四品，所以没有前来。”太宗闻言，当即下令，特召我入内赴宴，并且当场加授我散骑常侍，任命我为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专门辅佐太子李承乾。

    太子李承乾，是太宗嫡长子，年少之时聪慧敏悟，太宗对他寄予极高的期望。太宗对我说：“自古太子降生，便要设置辅弼之臣。昔日周成王有周公、召公辅佐，日日听闻正道，方能成就贤君。如今太子年少，你当以正道辅佐他，不要让邪僻的念头侵蚀他的心志。”。

    身负储君辅弼的重任，我深知这不是一份闲职。太子乃是国本，太子的德行，关乎大唐未来的国运。我不敢有半分懈怠，时时规劝太子。可随着年岁渐长，李承乾渐渐开始骄纵放纵，耽于游乐，亲近奸佞小人，疏远忠直之士。他喜好声色，营建宫室，奢靡无度，甚至私下亲近突厥习俗，嬉戏胡闹，全然不顾储君的身份。

    我看在眼里，忧在心头。身为东宫僚属，不能坐视太子一步步走向歧途。我屡屡上书，恳切进谏，直言太子的过失，劝他收敛心性，修德慎行，亲近贤臣，远离宵小。可忠言逆耳，太子心中对我渐渐生出厌憎，只是碍于太宗的威严，不敢公然发作。

    朝堂之上，我也不曾只拘守东宫一隅。当时朝中大臣商议建立皇家七庙，众人大多附和，提议尊奉凉武昭王李暠为李唐皇室始祖。满朝文武，大多赞同此议，唯有我独自上疏反驳。我直言，凉武昭王只是远祖，并非大唐王业真正的源头，不应当奉为始祖。太宗细细思量，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

    后来太宗又下诏，想要推行功臣世袭刺史制度，让功臣的子孙世代承袭地方刺史之位。许多大臣以为这是厚待功臣的美事，纷纷附和。我再次上疏力谏。我认为古今时代已然不同，效仿上古分封，看似是优待功臣，实则会埋下后世割据动乱的祸患，徒慕虚名，遗留实祸，绝非长久安定的治国之策。太宗再三斟酌，最终废止了世袭刺史的诏令。

    这两件事，足以见得，我遇事不肯随波逐流，敢于与众臣相左，坚守自己心中的是非判断。可朝堂的谏言尚可辩驳，东宫之内的劝谏，却步步暗藏凶险。

    太子李承乾的行事愈发乖张，我见规劝难以奏效，便编撰《谏苑》二十卷，搜罗古今历代储君得失的事例，呈献给太子，希望他能够读史自省，改过自新。太宗见到此书，大为赞许，赏赐我黄金十斤，绢帛三百匹，又擢升我兼任太子詹事，加重我东宫的权责。

    可太子心中的怨恨，已经积得很深。

    后来我母亲去世，我依礼制辞官守孝。朝廷下诏夺情起复，命我重返东宫继续辅佐太子。我坚持想要守完三年丧期，太宗派遣大臣前来劝谕，再三强令我回朝任职。我只得脱去丧服，重回东宫，依旧住在家中，按照礼制，居于苫庐，守孝哀戚。

    太子对我的屡次劝谏早已怀恨在心，暗中派遣两名刺客，潜入我的府中，想要将我刺杀。两名刺客夜半潜入我的宅院，见到我身处苫庐之中，一身孝服，哀戚憔悴，依旧恪守礼法。二人见此情景，心中不忍，终究没有下手，悄然退去，一场杀身之祸，就此侥幸躲过。

    我事后知晓这件事，心中并不畏惧。我身为太子的辅臣，尽我本分，直言规劝，纵使面临匕首加身的危局，我亦问心无愧。我心中只盼太子能够幡然醒悟，不至于辜负太宗的厚望。

    可我的苦心，终究没能挽回太子。李承乾日渐疯狂，暗中图谋不轨，企图效仿玄武门旧事，发动政变。事情败露，太子被废为庶人，东宫一众僚属，大多遭到牵连贬谪、治罪。唯独我，因为屡次直言劝谏太子，太宗十分清楚我的本心，不仅没有加罪于我，反而对我加以慰劳勉励，保全了我的身家。

    太子李承乾倒台之后，高宗李治被立为新太子。太宗依旧信任我，继续委任我辅佐新储君。待到太宗驾崩，李治登基，便是唐高宗。

    新君即位，我深受重用。我历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燕国公，位居宰相，执掌中枢大政。永徽年间，朝廷大修典籍律令。我参与编撰《隋书》，参与修订《大唐仪礼》、《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我与长孙无忌、李勣等人一同主持修订《永徽律》，之后又参与撰作《永徽律疏》，也就是后世闻名的《唐律疏议》，这部法典，奠定后世千年律法的根基。我还和李勣一同修订《本草》，考正旧医书的谬误，增补新药，绘成药图，造福后世医家。

    永徽年间，天下承平，可深宫之内，暗流已然汹涌。高宗体弱多病，皇后武则天渐渐插手朝政，权力日益膨胀。朝堂之上，围绕废立皇后一事，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大争论。

    高宗想要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

    为皇后。此事一出，朝堂撕裂成两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坚决激烈反对，直言不可废后。朝堂之中，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我身为当朝宰相，三朝元老，位列中枢，朝野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我的态度。

    我一生以儒臣立身，敢于对太宗直谏，敢于冒死劝谏太子，不惧刺客利刃。可面对废王立武这件惊天大事，我却选择了沉默，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也没有公开表示赞同。

    后世读史之人，常常议论此事。有人说我是畏惧武后的威势，明哲保身；也有人认为，我看清高宗心意已决，纵使力谏，也于事无补，徒然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我心中自有一番权衡。我见过李承乾谋逆的悲剧，见过皇权之下，直言劝谏的代价。长孙无忌、褚遂良奋力死谏，依旧不能扭转帝王的心意，反而落得身死流放的下场。我并非不知废后一事于礼制不合，可我明白，君主心意已定，单凭臣下的谏言，很难撼动。我不愿做无谓的牺牲，却也不愿附会迎合，于是选择闭口不言，不发表立场。

    可即便我没有公开反对，武则天依旧记恨于我。在她的眼中，我是元老重臣，没有站到自己这一边，便是潜在的敌人。

    没过多久，朝廷下诏，将我贬为荣州刺史。昔日高居宰相之位的三朝老臣，一朝外放远州。我已是垂暮之年，历经宦海浮沉，面对贬谪，心中纵然有感慨，却也坦然接受。

    数年之后，我年老体衰，上书请求辞官致仕。朝廷准许，改授华州刺史，允许我归乡养老。

    麟德二年，公元六百六十五年，我在家中病逝，享年七十八岁。朝廷追赠幽州都督，赐谥号为“定”。上元年间，朝廷又追赠我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算是对我一生功绩的最终肯定。

    回望我这一生，实在是充满了矛盾。

    我出身关陇名门，少年饱读诗书。隋末乱世，弃官归乡，择明主而事，跻身秦府十八学士。贞观一朝，我敢于直言，在庙堂之上，力排众议，匡正国策；身为太子左庶子，我不顾太子的怨恨，冒死劝谏，险些死于刺客之手，坚守辅弼储君的本分。我参与修订律法礼典，修撰史书医书，为大唐的制度文化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功绩。

    可到了高宗朝，面对废王立武的滔天风波，我却选择缄默。我可以不惧太子的刺客，却在帝王与后宫的权力博弈面前，收敛了锋芒。这便是后世史家对我褒贬不一的缘由。《新唐书》的史评说，我劝谏太子，不惧刀兵，那是我知道太宗是明主；面对武后立后一事闭口不言，是我知晓高宗心意已决，纵然死谏也毫无用处。

    我这一生，做过无数的事，有过刚直无畏的时刻，也有过明哲保身的妥协。我不是完美的忠臣，也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我只是一个身处时代漩涡之中的儒臣，恪守读书人的道义，却也懂得皇权的冷酷与现实。

    我见证了隋末乱世，亲历贞观盛世，又看着高宗朝朝堂风云变幻。我曾经手握权柄，参与缔造大唐的典章制度；也曾遭遇贬谪，远离长安的权力中心。

    岁月悠悠，千年之后，世人翻开两《唐书》，看见于志宁的名字。有人赞叹我敢于冒死劝谏太子的忠直，也有人惋惜我在废王立武一事上的沉默。可我这一生，终究是守着自己的本心，尽力做一个有益于家国的臣子。

    盛衰荣辱，皆为过眼云烟。唯有那些我参与修撰的律令典籍，留存世间，见证着大唐曾经的荣光。这便是我于志宁，跌宕而复杂的一生。

    取材《旧唐书·于志宁传》《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