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守礼有个弟弟，叫温守义，死得早，守义留下一个儿子，小名阿远，大名温明远。

    明远五岁那年被送到温家巷，温守礼蹲下身，把他抱进门，说：“阿远，以后我教你认字，教你礼义廉耻、道德文章。”

    明远从小极聪明，温守礼教一遍，他就会，教两遍，他就能背，温守礼看着他，心里说不清是欢喜还是别的什么，他教这孩子读书，像是把一件自己做了半辈子都没做成的事，交到一双更年轻的手上。

    七岁时，明远问他：“叔父，你写的诗，为什么韵脚总跟别人不一样？”

    温守礼一愣，笑了：“因为叔父心里，有另一种韵。”

    明远歪着头想了想，说：“我觉得好听。”

    温守礼伸手摸摸他的头，半晌才说：“科举不考好听，考的是规矩。”

    明远仰起脸，眼睛亮亮的：“那咱们就不考科举。”

    温守礼笑出了声，可那笑只笑了一半，便停住了，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在爹面前挨了戒尺，还梗着脖子说“爹，我觉得这个韵更好听”，他爹气得把书摔在地上，骂他“歪门邪道”。

    “读书人哪有不考科举的！”温守礼把笑收起来，声音沉了沉，“读书人考科举才是正途。”

    兰芳被休那年，明远十三岁，胡屠户拽着兰芳往外走，胡屠户看起来凶神恶煞，他不敢接近，明远追到门口，喊了一声：“婶婶——”

    兰芳被拽得踉跄着，听见这一声，回过头来，“阿远，以后要好好听叔父的话。”

    明远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站在门槛上，望着兰芳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问温守礼：“叔父，婶婶还回来吗？”

    温守礼说：“不回来了。”

    明远说：“叔父，以后我陪你。”

    温守礼没答话，只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后来温守礼继续读书，明远也读书，两个人凑在一处，一个教，一个学，温守礼教他《春秋》，教他《左传》，教他“读书明理”。

    明远学得快，记得牢，只是有一回，他问：“叔父，你老说读书明理，可明理又有什么用？”

    温守礼翻书的手停了，半晌才说：“明理，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那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能过得好吗？”

    温守礼没回答，他继续往下念，声音比方才低了些，明远也不敢再问，低下头，跟着他的声音，一句一句地念。

    明远十六岁那年，泉州府学举荐他去临安太学。

    临行前一夜，温守礼翻出父亲留下的那本《春秋》，封皮已经磨得起毛，纸页泛黄，他翻开扉页，上面是父亲的字迹，“守礼，读书明理。”

    他提笔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笔尖悬了悬，才落下去，“明远，明理，更要明心。”

    送明远上船那天，泉州港的风很大，把帆索吹得猎猎响，明远背着书箱跳上船板，“叔父，等我回来，给你写一首韵脚不跑偏的诗！”

    温守礼笑着挥手，看着船越行越远。

    明远到了临安，信一个月一封，信里说太学很大，说临安很繁华，说北边传来消息，元兵南下了。

    后来信变成三个月一封，半年一封，信里不再说诗书，只说国事。

    “叔父，太学诸生上书，请战。”

    “叔父，临安陷了。”

    “叔父，儿投笔从戎，随军南下了。”

    温守礼每收一封信，就在灯下读到半夜，灯芯换了一根又一根，信纸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他不回长信，只回十二个字：“好好活着，叔父在温家巷等你。”

    写完，封好，托人带去。

    他把明远的信按日子排好，压在枕头底下，夜里睡不着，就摸出来，一封一封地看。

    他教了半辈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国家危亡，他才明白这句话有多重，他一个连举人都没中过的读书人，头发白了，背驼了，站在巷口风一吹就晃，此刻能做的，却只有站在巷口，望着北边的天。

    可温家巷也快不在了，温守礼不记得泉州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化的。

    先是街上的人少了，铺子关了，米价涨了，然后是巷口的米铺关了门，老板跑了，走之前还把最后几袋米分给了邻居，自己扛着一袋粮往南走了。

    再后来税越来越重，官府已经跑了，收税的是路过的溃兵，是临时扎营的将领，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勤王军，他们穿着宋军的号衣，有的有旗，有的连武器都凑不齐，他们驻在城外，每天进城要粮，没有粮就抢，抢不到就烧。

    温守礼蹲在巷口，看着一队勤王军从他面前走过，领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脸上有疤，眼神疲惫，他的号衣上有好几个破洞，靴子也磨穿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年轻人身后那几个兵，扛着从巷子里搜出来的米袋、腊肉，还有一只抢来的鸡，鸡还在叫，扑棱着翅膀。

    温守礼站起来，拦住那个年轻人，“军爷，巷子里的都是穷人家，你们要粮，我们真的没有了！”

    年轻人看了他一眼，“叔父？真的是你！”

    “阿远？怎么是你？你怎么带人来抢粮？”

    “叔父，我们也没粮，船上的弟兄两天没吃饭了，不抢粮食的话，还没打仗就饿死了，你说我能怎么办？”

    温明远说话的时候，眼神里没有凶狠，没有愧疚，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知道是疲惫还是麻木的东西。

    温守礼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叔父，战事吃紧，我先走了！改天我来找您。”

    温明远没有等他说话，带着兵走了，那只鸡还在叫，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巷口。

    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将唆都率军南下，兵抵泉州。

    唆都率领的元军水师从福州出发，沿着海岸线南下，船帆遮天蔽日，把海面都盖住了。

    温守礼站在城南的矮墙上，看着那片密密麻麻的帆，腿有些发软，不是因为害怕，他是想起阿远，元军势大，泉州城怕是守不住了，阿远跟着的那支宋室残部，还能撑多久。

    蒲寿庚与泉州司马田真子开城献降，唆都的军队作为受降方，入城驻扎，数日后，唆都主力继续南下追击宋室残部，泉州防务重归蒲寿庚。

    元军没有屠城。

    这是温守礼没想到的，他以为元军会像当年金兵南下那样，烧杀抢掠，鸡犬不留，唆都进了城之后，第一件事是贴安民告示，告示上说：元军只杀反抗者，不杀平民，百姓各安其业，店铺照常营业，市舶司照常收税。

    温守礼站在告示前面，他认得那些字，是汉字，写得端端正正，落款是唆都，盖着元朝的行省官印，旁边站着几个元兵，穿着灰色的军袍，腰间别着刀，他们看着来往的行人，面无表情。

    巷口的米铺重新开了门，不是原来的老板，是元军指定的商人，从福州运来的米，摆在柜台上卖，米价还是贵，但至少有的卖了。

    他回到家里，把告示上的话想了一遍，泉州免遭战乱，这似乎是好事，他在灯下对自己说：也许，阿远还活着，也许，日子还能过下去。

    他并不知道，就在唆都入城受降的那个冬天，蒲寿庚已经在城中动了手。

    元朝的新官上任了，是个蒙古人，姓什么温守礼记不住，他只知道那个官员不认得汉字，是靠口传办事的。

    新官手下有一个通事，是个汉人，帮着翻译、写文书，那个通事姓周，原来在市舶司做过小吏，是他的学生，矮矮胖胖的，说话慢条斯理，见谁都笑眯眯的，元兵来了之后投了降，被安排在新官手下当差。

    温守礼在街上遇到他，他穿着新官服，腰间别着牌子，走路带风，他一眼瞧见温守礼，忙趋步上前，近前收足立定，正身拱手，躬身一礼：“老师，好久不见！”

    温守礼看着他：“周先生，你现在。。。”

    “在府里当差，管文书！”周先生笑了笑，“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若是遇到什么难事，尽管来找我。”

    周先生从怀中掏出一只小布口袋，袋底浅浅铺着一层米，约莫七八捧光景，他另摸出一只小小的空布袋，解开盛米口袋的绳结，小心倾出小半米装入这只空袋，那盛米口袋里剩的，是周先生家仅有的口粮，他赶紧捂在怀里，怕被人惦记。

    周先生双手捧着刚装好米的小布袋递到温守礼手中：“老师，眼下米价贵，这点米您收下。”

    温守礼没有接。

    周先生的手悬在半空，笑容终于撑不住了，他低下头，“老师，我家里还有老母，有妻儿，我真是。。。真的是没办法！”

    温守礼看着他，想起很多年前，这个学生在课堂上慷慨陈词，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说大宋的官，宁死也不肯侍奉元虏。

    温守礼把米推回去：“你家里人多，需要米，我家里就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拿回去。”

    周先生不肯，又推过来：“老师，我知道您这辈子不容易，一个人更得吃。”

    “元人的米，我吃不惯。”

    周先生僵在那里，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辩，又像是想劝，最后只挤出一句，“老师，我知道您是个好人，可世道变了，人也要变。”

    温守礼不知该说什么，世道变得太快，他跟不上了，他教出去的学生，有的投了元人的军队，有的穿上了元人的绸衫，挂上了元人的木牌，而温明远，他一手带大的阿远，也带着兵，挨家挨户地抢鸡，这些比元兵的刀更让他难过。

    正要走开，周先生忽地压低声音：“老师，你最近。。。少往南边去。”

    “为什么？”

    周先生左右看了看，把温守礼拉到巷子拐角，声音几乎贴着耳朵：“蒲提举在杀人。”

    温守礼一愣。

    “南外宗正司那边，赵家的宗室，全被抓了，还有淮军，还留在泉州城的淮军，一个都没放过，闭城三日，挨家挨户搜。”

    周先生的手在抖，“我替府里抄文书，亲眼看见的，蒲提举说这是给元朝的投名状，阿剌罕那边收了，泉州就算正式归了元。”

    温守礼站在那里，巷子里的风灌进来，他忽然觉得冷到了骨子里。

    “宗正司的大院烧了三天，宗谱、族籍，全烧了。”周先生的声音更低了，“有个宗室逃到磁灶村，被追回去，路上用匕首自刺，没死成，又被拖回来斩首！”

    温守礼问：“朝廷。。。元朝，不管吗？”

    周先生苦笑了一下：“管？唆都的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只杀反抗者，但是不是反抗者，还不

    是人家一句话，蒲提举说算，那就算，杀的人头滚滚，又有什么关系。”

    巷口有元兵走过，周先生立刻直起身，拱了拱手，声音恢复常态：“老师保重，学生先走了。”

    温守礼站在原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他想起告示上那八个字，百姓各安其业，他原本以为，只要你不是宗室，不是淮军，不是任何被归入反抗者的人，你就能各安其业，可谁是反抗者，由杀人的人说了算。

    今天不是你，明天未必不是你。

    是时候离开这座城市了。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那箱书，最不值钱的，也是他那箱书，温守礼最舍不得的，还是他的书，这堆不值钱的书，跟了他几十年的书。

    《十三经注疏》是他在泉州府学读书时买的，边角磨毛了，书脊断了，用麻线缝了好几道，《左传》是他爹留给他的，扉页上还有他爹的题字，“守礼，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字写得不怎么好，但每一笔都很用力，还有一箱子杂书，是他这些年陆陆续续攒的，有的从书铺买的，有的从旧书摊淘的，这些年他在这些杂书上耗费了不少心思，才能度过这么多的艰难岁月。

    他合上书，吹灭了灯，黑暗中，他听到巷子里有哭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此起彼伏的，像海浪，他知道他们在哭什么，哭死去的亲人，哭失去的家园，哭这个不再认识的世界，他闭上眼睛，听着那些哭声，一直听到天亮城门打开。

    他把那一箱书用油布仔细包好，背在身上，走到门口，遇到隔壁的老汉，那老汉说：“守礼，你还不跑？蒲寿庚疯了！全城到处杀人！”

    “跑！”

    “往哪儿跑？”

    “南边。”

    “南边还有大宋吗？”

    “不知道，但我还是大宋的人。”

    出城的时候，恰巧遇到了胡屠户，胡屠户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身上全是血，是他砍了两个蒲寿庚的兵溅上的。

    胡屠户看到温守礼，愣了一下：“温守礼，你还活着？”

    温守礼拱手一礼，回答道：“胡先生，暂时还活着。”

    胡屠户听见这穷酸秀才叫他“胡先生”，听着比杀猪时猪叫还扎耳朵，胡屠户又看了看他背上的书箱：“你还读书呢？”

    “还读着！”

    胡屠户沉默一会儿，“我女儿兰芳，你媳妇，走了，我逼她嫁人，她不愿意，三年没跟我说一句话，临死那天，她忽然喊了一声爹，我跑进去，她抓着我的手，说——爹，我这辈子只认温守礼一个人，说完就走了。”

    胡屠户的声音哑了，“我杀了一辈子猪，没见过这么犟的，她像你，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胡屠户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塞给他：“这是兰芳留给你的，我早就该给你。”

    布包里是一方砚台，旧的，边角磨圆了，是温守礼从小练字用的东西，她一直留着，温守礼把砚台揣进怀里，抹了一把眼泪：“岳父，和我一起走吧，我给您养老送终。”

    “我不走！我杀了两个，够本了，兰芳走了，我老婆儿子也被蒲寿庚的兵霍霍了，我活着也没意思！”胡屠户把杀猪刀扛在肩上，“温守礼，你要是能活着，记得给她写首诗，兰芳说她喜欢你的诗。”

    胡屠户错身走了，温守礼一直站着，目送那个宽阔的背影远去。

    那个宽阔的背影彻底消失前，隔着来来去去逃难的人影，朝来路望了一眼，温守礼还立在那里，蓝衫瘦骨，书箱压肩，像生在乱世路口的一竿瘦竹，风一吹就要折，却偏偏不肯折，那宽阔的背影嘴里含含糊糊地又骂了句什么。

    远处隐隐传来闷雷似的炮声，分不清是天上还是地下。

    温守礼一路南逃，路上，他听见旁人说起临安陷后的消息，太学生散作星火，有的死了，有的降了，有的跟着残部出海，还在打，有人说温明远还活着，在宋室残部张世杰军中，有人说他兵败随残部到了占城，还有人说，他去了婆罗洲，在一个叫卓家寨的地方，教宋人子弟读书。

    他怀里揣着一方砚台，砚台底下压着明远最后一封信，信纸已经磨破了，边角卷着。

    “叔父：

    崖山大败，儿辗转至婆罗洲卓家寨，在石上刻正气二字，以明心志——宋可亡，节不可夺，身可死，心不可屈。然此地瘴气深重，儿已染沉疴，恐不得归矣。养育之恩，来世再报。山高水长，望叔父善自珍重。

    侄明远泣血顿首”

    到了海边，温守礼站在码头上，风很大，吹得他站不稳，他这辈子没出过泉州，站在这里，腿有些发软。

    他上了周老大的船，船上的人来来往往，搬货的、拉帆的、喊号子的，没人注意这个背着旧书箱的老头。

    一个水手见他站在甲板上碍事，随口问了一句：“老先生，你去哪儿？”

    “南洋。”

    “南洋？”水手回过头打量他，“您这一把年纪了，去南洋做什么？投亲？贩货？”

    温守礼摸了摸怀里那方砚台，硬硬的，凉的，硌着心口，“看一块石头。”

    水手一愣，笑了，“哈哈，石头？什么石头没看过，值当漂洋过海去看？”

    “上面刻着两个字。”

    “哪两个字？”

    “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