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才把最后一份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报告批完，搁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桌上的搪瓷缸子空了，凉透的茶底凝着一层暗褐色的茶垢。艾莉亚端着一壶新沏的热茶推门进来，见他闭着眼，脚步轻了些，把搪瓷缸子斟满。热气升起来，模糊了他眉间的褶皱。

    “齐哥，您在想什么？”

    “西边。”齐才睁开眼，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刚从侦察兵带回的情报拼凑出来的卢特兰帝国边境草图。纸是灰港造纸厂第一批试产品的边角料，粗糙发黄，上面用铅笔标注着山脉、河流、城镇，大片空白。“我们对卢特兰，两眼一抹黑。”

    艾莉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张图上标注最详细的，也不过是边境线上几个哨卡和巡逻路线的推测。再往西，什么标记都没有。兵种、番号、补给线、指挥体系、内部矛盾，一概不知，连卢特兰人自己，他们都算不清楚。

    “打了沃顿家族的朋友，稳住考格列汀的地盘，南边沙海防线上那位瓦西里也投奔过来了。北、东、南都算稳住了，向西看全是黑的。”齐才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可是迟早要去。沃顿不会甘心永远当钉子户，卢特兰不会永远不知道东边出了什么事。到那时，我们不能连他们有几个师、几个军工厂、几个军火库都搞不清楚。”

    艾莉亚站在桌边，把记事本翻开。铅笔尖抵在纸面上，等他往下说。

    齐才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在壁垒城的位置点了一下。“资金不多。前阵子扩充部队、支援沙海、建工厂，花了不少。留着够造两发导弹的钱。”他没有回头，“剩下的，不多，但是够做另一件事。”

    钱，换成别的东西。九台半履带车，拉过来——不是用来打仗，是用来拉人。拉什么人？拉疯狂伊文，拉恐怖分子。

    艾莉亚的笔顿了一下

    齐才转过身，从桌上拿起那份还没写完的渗透计划，递给她“疯狂伊文同志，炸药专家。一半留在后方，去工厂，指导炸药生产，改良炮弹，教工人们怎么安全地摆弄那些烈性东西。另一半，去西边，领导渗透。”齐才转过身，从桌上拿起那份还没写完的渗透计划，递给她，“恐怖分子同志，擅长伪装、人情世故、获取情报。他们跟着疯狂伊文走，不单独行动。”

    艾莉亚快速扫了几眼，抬起头。“怎么渗透？”

    “硬通货，金条。从考格列汀金库里缴的那批还剩下不少，带一些去，够花一阵子。手枪，能自卫就行，带多了惹眼。进卢特兰境内以后分散走，扮商队的扮商队，扮难民的扮难民，扮流民的扮流民。各走各的路，约好在首都和中部的几个大城汇合。”他的手指在地图那片空白的西侧画了几个圈。“到了以后，不惹事，不露头，先扎下根。探路、认人、摸清门道。开饭馆、当伙计、进工厂、做小买卖，什么身份都行。疯狂伊文负责就地取材、必要时制造混乱，恐怖分子负责伪装渗透、拉关系、摸情报。不动，等命令。”

    艾莉亚又往下翻了一页。计划的最后一页只写了两行字——“必要时。以爆炸方式。执行清除或制造混乱。”她把那页翻过去又翻回来，看了片刻。

    “齐哥，这不是打仗。”

    “这不是打仗。”齐才说，“这是预备打仗。现在不做，将来要做。将来再做，来不及。”

    艾莉亚把那几张纸合上，放回桌上。她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伸手拿起搪瓷缸子灌了一口茶，茶是新沏的，烫得很，她没吭声，咽了下去，把记事本翻到新的一页。

    “疯狂伊文同志，派几个？恐怖分子同志，派几个？”

    “一半一半。”齐才说，“疯狂伊文同志总共二十四个，留十二个在后方，十二个去西边。恐怖分子同志二十四个，全去。”

    当天夜里，系统界面上的资金数字跳了一下。九台半履带车从蓝色光幕中缓缓凝实，停在壁垒城外的空地上。车灯没开，引擎没发动。二十四名疯狂伊文从光幕中走出来，穿着与其他动员兵没有什么区别的野战服，只是腰间多了一排插着雷管和引爆器的特制携行具。紧随其后的是二十四名恐怖分子。他们站成四排，沉默不语。

    叶若夫站在队列前，把那支没点着的烟从嘴角取下来别到耳后。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看了两遍。“从今天起，你们不是红军。没有编制，没有档案，没有后援。你们的任务，不在东边，在西边。”

    没有人说话。

    叶若夫从旁边一个老兵手里接过一个帆布挎包，掂了掂，搁在最近的那个疯狂伊文怀里。挎包里是金条，考格列汀金库的金条，够花很久。他拍了拍那个疯狂伊文的肩膀。“你带队。到了地头，电台装好，汇合整编。你们听他的，他听命令。”

    天亮之前，第一批人出发了。四个人，扮成商队伙计，赶着一辆装货的骡车，车上装着从灰港仓库翻出来的旧皮货，车底下藏着金条和拆散的电台零件。赶车的恐怖分子摘了军帽，换上一顶破毡帽，脸上抹了灰，举手投足间那股精明圆滑的气场自然流露，像是干了一辈子迎来送往的伙计。走在旁边的疯狂伊文腰间的雷管和引爆器换成了用黑布裹着的包袱，看不出里面是什么。骡车吱吱呀呀地过了哨卡，哨兵没查。队长站在路边看着骡车走远，转身回了指挥所。第二批是中午走的，扮成逃难的农民。恐怖分子挑着担子，两头箩筐里坐着两个孩子——不是真的孩子，是精瘦的恐怖分子蜷在里面，缩着脖子，盖着头巾，远远看过去天衣无缝。疯狂伊文跟在后头，背着一个破包袱，低着头，像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

    第三批是傍晚走的，扮成做小买卖的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嘴里吆喝着针头线脑、胭脂水粉。恐怖分子那张脸天生就带着让人放心的老实劲儿，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弯弯的，任谁看了都觉得这个小买卖人实在。疯狂伊文蹲在路边补鞋，工具箱底下藏着拆散的零件。

    第四批最慢，扮成流浪的手艺人——木匠、铁匠、修鞋匠。恐怖分子是“掌柜的”，负责接活、聊天、打听消息。疯狂伊文是“哑巴师傅”，只管低头干活，耳朵竖着，眼睛瞟着。他们的工具箱夹层里，藏着雷管。

    第五批、第六批……陆续消失在灰白色的土路尽头。叶若夫站在城门口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地走远，把那支烟从耳后取下来叼在嘴里，没有点。

    当天夜里，工厂的车间还亮着灯。留在后方的疯狂伊文蹲在炮弹装配线旁边，拿起一枚刚灌好炸药的高爆弹，举到灯下仔细端详，用指甲掐了掐弹体上的油漆，放在耳边晃了晃听声音。旁边的工人紧张地看着这位沉默寡言的“专家”，大气不敢出。他放下炮弹，点了点头。工人松了口气，汗滴从安全帽的衬里滑下来，沿着鼻梁淌。

    第二天，炮弹试射。靶场设在壁垒城南边的一片荒地上，几辆报废的考格列汀旧装甲车歪在远处，锈迹斑斑。第一发命中，装甲车被掀翻。第二发更准确，那辆车的顶盖飞上半空。第三发——不用了。炮兵排长回头看了一眼蹲在掩体后面、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叶卷的疯狂伊文。那人没有任何表情，把嘴角的烟卷取下来，点了点头。

    炮弹的生产线从那天起，再没断过。

    西进的计划就这么开始了。没有誓师大会，没有红旗招展，没有万人空巷的欢送。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些已经消失在土路尽头的人，究竟去了哪里，带着什么任务，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艾莉亚在当天的会议记录末尾添了几行字，字迹比平时更小、更密。“首批人员已越过边境。携带金条若干，拆装电台六部。任务：渗透、潜伏、待命。”她合上记事本，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

    西进的另一路人马是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出发的。没有半履带车，没有电台，没有金条，甚至没有像样的军装。他们穿着从灰港被服厂领来的灰绿色棉袄，左臂没有红布，腰间别着从缴获物资里翻出来的旧手枪。领队的是一个从铁砧堡矿工里提拔起来的工兵班长，姓赵，二十出头，脸颊削瘦，颧骨高耸，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他身后跟着十几个人，有从壁垒城夜校毕业的工人，有从南边产粮区选调的农民积极分子，有在灰港码头蹲过苦力的搬运工。他们是去西边——不是去打仗，是去“做工”。

    临行前，齐才在指挥部门口站了很久，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从面前走过。没有握手，没有送行的话，只是在最后一个要走的时候忽然出声：“老赵。”赵班长停住，转过身。“将军同志。”齐才走上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封底上印着一行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赵班长接过册子，翻开看了看，又合上，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敬了个礼，转身走了。齐才没有还礼，站在门槛里边看着那个灰绿色的背影越走越远，拐过街角，消失了。

    西进的队伍不止一拨，是很多拨。赵班长那一路只是其中之一。十几个小队，沿着边境线不同的方向，分散进入大大小小的聚集地、矿场、伐木场、集镇、甚至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沟。他们的任务不是占领，不是破坏，是在那些还没有被“革命”这两个字触碰过的地方，先扎下根，先当个普通人。

    柳沟是个小镇子，没码头，只有一条土路，几间铺面，一个车马店，一个铁匠铺。这是赵班长落脚的地方。其他地方，有人去了以西四十里外的黑石岭煤矿，有人去了西南二十里的大河沟伐木场，有人去了更远的马鞍山铁矿，有人去了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散落在山坳里的零散农户。

    去黑石岭煤矿的那个小队，领队以前在铁砧堡的矿上干过六年。他们到了煤矿以后没有找管事的人，只是在矿场外面的窝棚区找了几间空棚子住下。第二天天不亮，就跟着人流下了井。矿井里又黑又潮，煤尘呛得人喘不过气。班长分在采掘面，抡镐、装车、推车，和本地矿工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钱。干了一个多星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诨号黑三，干活不惜力。

    混熟了才开始说话。蹲在井口等升降罐的时候，和旁边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月头发饷的日子，聊监工手里的皮鞭，聊上个礼拜塌方砸死的那个年轻人——十七岁，家里还有个瞎眼的奶奶。班长递过去一根自己卷的烟，对方接过去在井口的煤油灯上点着，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他问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对方说叫二狗，矿上的人都这么叫他。又问姓什么，对方摇头说不知道。班长没再问，蹲在那里把烟抽完，拍了拍膝盖上的煤灰，跟着下一罐又下了井。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去大河沟伐木场的那小队，从南边产粮区来的农民，种过地、砍过柴、会看木材的成色。他们到了伐木场以后没有声张，拿着自己带的斧头和锯子进了林子，埋头砍树。伐木场的管事的是一个姓钱的胖子，跟领主沾着亲，脑满肠肥，一年到头在镇上吃喝玩乐，偶尔来一次，在马车上不下来。他看见多了几个生面孔，叫过来问了一句，听口音是东边的，又看他们干活利索，没再多问，拨给了最低的工钱。

    伐木场的工人大多是领主家的佃农，农闲时挣几个活钱。累死累活干一天到手四十个铜板，不够买一斤糙米。李班长他们和工友们住在同一排木头搭的棚子里，吃同一锅糙米饭，睡同一铺硬板炕。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有人小声说话。说去年的工钱到现在还欠着，说上个月有个工友被滚木砸断了腿，钱场主不给治，自己找草药敷了敷，到现在还瘸着。班长听着没有接话，第二天干活的时候帮那个瘸腿的工友多扛了两根木头，那人看了他一眼，想说谢谢，嘴张了张没说出来。

    去马鞍山铁矿的那队人最远，走了整整四天才到。领队是从灰港码头来的搬运工，膀大腰圆，浑身是力气。铁矿的条件比煤矿更差，矿洞低矮，人直不起腰，运矿的车靠人拉，绳子勒进肩膀的肉里，磨出厚厚的老茧。班长和矿工们一样光着膀子拉车，肩膀磨破了皮，血和着汗水往下淌，一声没吭。

    一起拉车的工友看着他，眼睛里多了几分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激，是人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倒霉蛋时才会有的那种——你也是？我也是。他不说大道理，干完活蹲在矿洞口啃干粮，有人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东边的。对方又问东边怎么样，他说东边以前也这样，现在不一样了。对方看着他，等着他往下说，他没有再往下说，把窝窝头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对方。对方愣了愣，接过去，低头吃着，不再问了。但那个问题留在了心里——东边，怎么就不一样了？

    柳沟那边，赵班长在铁匠铺干了快半个月。老铁匠终于把锤子递给他，让他打一把锄头。第一下砸偏了，铁块从砧子上滑落。老铁匠没有骂他，弯腰捡起来重新扔进炉膛。第二把打出形了，歪歪扭扭的，老铁匠看了看，扔到成品堆里。赵班长擦了一把汗，蹲在炉膛边卷了一根烟递给老铁匠，自己也卷了一根。两人蹲在铺子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烟雾从嘴角散出来，被风吹散。

    “师傅，您说，这镇子上的人，一辈子这么累，图个啥？”

    老铁匠把烟夹在指间，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他想起自己十八岁进铺子当学徒，今年五十七，打了将近四十年的铁。打过的镰刀、锄头、菜刀、铲子，堆起来恐怕比这铺子还高。可他攒下的钱，连这铺子的门槛都买不起。他把烟叼回嘴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图啥？图活着呗。”

    赵班长没有再问，把烟抽完，起身去拉风箱了。炉膛里的火烧得很旺，映得他脸上通红。老铁匠蹲在门口看着他拉风箱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才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慢吞吞站起来。

    边境线上，十几路人马同时在活动。有的人去了镇子，有的人去了矿山，有的人去了伐木场，有的人去了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山沟沟。他们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住最差的工棚，吃最糙的饭。没有人注意他们，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干苦力的人太多了，多一个少一个根本看不出来。

    但那些在矿井下、在伐木场、在铁匠铺、在山沟沟里一起干活的人，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新来的，干活不要命，还总爱和人聊天。新来的那个姓李的，见谁都笑眯眯的，天不亮就起来帮工友烧水。新来的那个姓王的，力气大还不欺负人，谁扛不动了他就搭把手。他们和别处来的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说不上来。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边境线上，夜幕又落下来了。柳沟铁匠铺的炉火灭了，黑石岭煤矿的井口灯光还亮着，大河沟伐木场的棚子里有人在说梦话，马鞍山铁矿的工棚里有人裹着破棉被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车马店的灯火昏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

    赵班长蹲在车马店门口的台阶上，面前摆着一碗凉透了的粗茶。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的，咽下去了。身后有人喊他：“赵哥，明天还去铺子？”“去。”他把碗里的凉茶喝完，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慢慢往回走。街尽头周家的宅子黑沉沉的，没有一丝光。门口那对石狮子蹲在夜色里张着嘴，像在打哈欠，又像要咬人。他从石狮子面前走过去，脚步不重，踏在石板路上只有很轻的声响。夜风从西边吹过来，凉飕飕地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把那根叼了一整天的烟卷点着了。火光亮了一瞬，照出他的半张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额头上有一道新添的油渍伤痕。烟抽完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前方是黑的，但东边有光，他看不见，但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