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铺老板那句话，让陈建国一路都没有松开车把。

    那人没有问他们卖了多少钱，也没有问他们去哪摆摊，只问货是哪家的。

    问货源，比问人更麻烦。

    那一路，陈建国一直攥着车把，直到宿舍楼的灯光从前面亮起来。

    到宿舍时已九点多。

    周磊洗完脸回来，看见陈建国坐在床边，把今天收回来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一张摊在床上。零钱占了大半，纸币折得皱皱巴巴的，有几张十块的上还沾着灰。日光灯管嗡嗡响着，光线白惨惨地照在那些钱上。

    “你数它干嘛，不是分清楚了嘛。”周磊擦着脸说。

    陈建国没吭声，把钱按面值理好，分成三摞。最厚的一摞是明天要补给五金店老板的货款，不能动；中间那摞是五百块；剩下的零碎，才是他能留在身边周转的钱。

    “这是干嘛？”

    “寄回去。”

    周磊愣了一下：“寄回家？”

    “嗯。”

    “寄多少？”

    陈建国没直接回答，把中间那摞拿起来，又数了一遍，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口。信封上已经写好了家里的地址——省城下面那个县城，机械厂家属院。

    周磊在旁边看着他，毛巾搭在肩膀上，半天没说话。

    “你爸妈知道你在干这个吗？”

    “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说？”

    陈建国把信封放进枕头底下压好，抬起头：“就说周末帮人干了活，挣了点。”

    周磊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次日没课，陈建国一早先坐车去了南郊。

    五金店老板看见他回来，还愣了一下。陈建国把货单和六百六十块钱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一张数清楚，推到柜台上。老板数了两遍，脸上的戒备才松了一点，抬头看他的眼神也变了。

    “卖得动？”

    “动得慢，但能动。”

    老板把钱收进抽屉，拿笔在货单后面写了个“清”字，又问：“下回还拿？”

    “看情况。”

    从南郊回来，他没有回学校，直接去了邮局。

    省城邮局在解放路拐角，红砖外墙，门上挂着绿色的招牌。大厅不大，靠墙一排柜台，柜台上方是铁栅栏，只留一个半圆的窗口递东西。地上铺着老式的水磨石，磨得发亮，有几处已经裂了缝。

    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排了七八个人。有人拎着编织袋，有人腋下夹着牛皮纸包，空气里有一股浆糊和油墨混在一起的味道。

    有人在窗口寄包裹，有人在汇钱，柜台里的营业员穿着蓝色制服，戴着套袖，动作不快不慢。窗口旁边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汇款的费率。

    陈建国站在队尾，手里攥着那个信封。

    轮到他了。

    他把信封和钱一起从窗口递进去。营业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地址，又看了一眼他，大概觉得这么年轻就来汇款有点奇怪。

    “寄多少？”

    “五百。”

    营业员没再问了，低头填单子，盖章，收钱。手指上戴着顶针，戳在汇票纸上的声音很轻。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陈建国接过汇款单的回执，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

    他转身往门口走的时候，忽然又停下来，摸了摸口袋里的信纸。

    他本来想给家里再写几句解释，告诉父母这钱来得干净，不用担心。可笔和纸都在口袋里，他站了几秒，最后还是没拿出来。

    解释太多，反倒像遮掩。

    他把汇款回执折好放进口袋，离开了邮局。

    外面的阳光很亮。

    第三天傍晚，汇款到了县城。

    陈父那天下了班以后，路过家属院门口的信箱，只是习惯性地瞟了一眼，没想到里面塞着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右下角印着省城邮局的字样。

    他撕开信封，抽出来的是一张汇款通知单。

    金额：五百元。汇款人：陈建国。

    陈父站在信箱前面，把那张通知单看了三遍。秋天的风吹过来，把通知单的边角吹得微微卷起来，他用手把它按平。

    他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第二个反应是生气——建国的钱哪来的？第三个反应是——他拿着通知单的手，有点抖。

    他没有直接回家，先拐去了邮局。柜台已经关了，他站在门口，又看了一眼通知单上的金额，又把单子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信封里。

    回家路上，他用口袋里最后几块钱去菜市场割了一斤肉，又买了一把青菜。

    到家的时候，陈母正在厨房里洗锅，看见他手里提着肉，愣了一下。

    “今天什么日子？”

    陈父没说话，把汇款通知单放在桌上。

    陈母擦了擦手，拿起来一看，脸都变了。

    “五百块？”她的声音提了一度，“建国的？他哪来这么多钱？”

    “通知单上写的。”

    “他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怎么可能攒下五百？他是不是——”

    “别瞎想。”陈父打断了她，语气有点硬，但自己也没底，“明天我去取，取出来问问。”陈母把通知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放下，又拿起来看一眼，最后放到柜子上面压着，像是怕它飞了。

    那顿饭，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肉做了红烧的，陈母夹了几块肉到他碗里，自己也夹了一块，嚼了很久。

    “他要是真学坏了，”陈母忽然低声说，“咱们可怎么办。”

    陈父扒了一大口饭，没接话。

    次日上午，陈父请了半天假，去邮局把钱取出来了。

    五张一百块，全新的人民币，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拿在手里有一种不太真实的分量。

    陈父把钱数了两遍，揣进内衣口袋里，扣上扣子，拍了拍。

    到家以后第一件事，是往省城大学传达室打了一个电话，留了口信让陈建国晚上等电话。

    八点半，传达室的电话响了。

    陈建国从楼上下来，接起电话。听筒那边传来父亲的声音，有点沙哑，像是抽了不少烟。

    “喂？”

    “爸。”

    两边都沉默了一下。

    “钱收到了？”陈建国先开口。

    “收到了。”陈父的声音很稳，但尾音有点紧，“哪来的？”

    “做点小生意，倒卖小家电，跟同学一起干的。”

    “什么小家电？”

    “电风扇、电饭煲那些。批发市场的积压货，拉到另一个地方卖。”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陈建国能想象父亲的表情——皱着眉头，想信又不敢全信。

    “你跟谁一起干的？”

    “我室友，姓周。”

    “生意……稳不稳？”

    “还行。”

    陈父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你自己留着用，别寄回来。”

    “家里先用着。”

    “你上学要花钱。”

    “我有。”

    这两句对话之后，两边又安静了几秒钟。陈建国能听到听筒那边母亲在旁边小声问什么，父亲“嗯”了一声，才说：“你妈让你注意身体，别太累。”

    “我知道。”

    又顿了一下，陈父的声音忽然沉了一点：“建国。”

    “嗯。”

    “你长大了。”

    陈建国握着电话，没说话。

    挂了电话以后，他在传达室的椅子上坐了很久。头顶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把墙面照得发旧。外面走廊上偶尔有脚步声经过，有人说话，很快就远了。

    他把话筒放回去，站起来，离开了传达室。

    走廊尽头是一扇窗户，外面能看到操场的围墙和围墙外面的一片老房子。路灯照着水泥路面，空荡荡的。

    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

    不是因为他想起了什么，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想。

    次日下午，陈建国上完课回到宿舍，发现床头放着一封信。

    信封是普通白纸做的，没有寄件人地址，但右下角写着四个字：林德福缄。

    他的手停了一下，随即撕开了封口。

    里面有两页纸，字用钢笔写的，字迹端正，一笔一划很有力度，是上过学的人写的字。

    信的开头是客气的。

    “建国侄如晤”。问了他在学校的情况，问他是否适应，问功课紧不紧，都是长辈对晚辈的正常语气。

    但翻过第一页，语气就变了。

    第二页开头第一句是：“秀珍近日常来信，每及你，言语间颇多忧切。”

    陈建国眯了一下眼睛。

    “年轻人读书要紧，但婚姻大事也耽搁不得。秀珍年纪不小了，你二人自小定亲，双方家长都盼着你们早日安定下来。若你学业压力不大，年底可否回家一趟，把日子定了？”

    信的最后写：“盼复。叔林德福手书。”

    陈建国把两页纸看完，表情没什么变化，把信折好，没放回信封，直接放在了桌角上。

    周磊从外面回来，看见那封信，随口问了一句：“谁写的？”

    “没谁。”

    陈建国把信纸翻了个面，盖在桌上，不再看了。

    但信封上那四个字，他撕开之前就看见了，记住不会再忘。

    钱已经寄回家，林家的信也追到了省城。一边是他自己挣出来的路，一边是旧人递过来的绳子。陈建国把桌角那封信压平，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一次，谁也别想再替他定价。

    周磊却没立刻回自己床铺。

    他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从裤兜里摸出半张烟盒纸，压低声音说：“还有个事。修车铺老板让我带句话，说下午又有人去问那辆三轮车了。”

    陈建国抬起头。

    周磊把那半张烟盒纸递过来：“他问的不是车，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