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上六点半，陈建国就到了自行车棚。

    秋天的早晨凉得很快，草叶上挂着一层白霜。他穿了一件厚外套，把帽子压到最低，站在夹道里等着。手里拿着一张折好的纸条——昨晚睡前写的。

    没过多久，周磊来了。

    他没走正路，是从宿舍后面的矮墙上翻过来的。落地的动作不大，但也不算是轻巧——啪的一声，地上溅起几片枯叶。

    “你这动静也太大了。”陈建国说。

    “第一次嘛。”周磊拍了拍手上的灰，“多翻几次就熟了。”

    两个人靠在车棚的铁柱子上，哈出的白气在晨光里散开。

    周磊先开口，压着嗓子：

    “周永年那辆车，我打听到了一点东西。”

    “说。”

    “省城的牌照，挂的是物资厅的车。”周磊说，“但开车的不是周永年自己的司机，是赵卫东从县供销社调上来的一个人。”

    陈建国转过头看着他。

    “你怎么打听到的？”

    “我去了车管所。”周磊说得很平淡。

    “你能进车管所？”

    “不能。”周磊说，“但我有个老乡在车管所对面修自行车。”

    陈建国看着他，没有说话。

    “修车摊子那地方，每天都有人来打气、补胎。”周磊继续说，“我就让我老乡帮我留意了一下那辆黑色轿车。他说车是前天下午去洗过的，洗车场就在车管所旁边，洗车的人认识那司机——县供销社的，姓刘。”

    陈建国把这些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县供销社的司机，开省物资厅的牌照车。说明什么？说明车是赵卫东父亲的关系弄来的，不是周永年自己的。周永年只是一个中间人，帮赵卫东在省城铺路。

    他对周磊说了一句：

    “周永年跟赵卫东他爸是什么关系？”

    “我正要说这个。”周磊压低了声音，“周永年以前在清江县供销社干过七年，后来才调上来的。那七年里，赵卫东他爸是他的老领导。”

    陈建国没有接话。这个信息他其实早就推测到了——他在墙头上听到的那句“你老子交代过”已经说明了一切。但现在从周磊嘴里得到印证，感觉还是不一样。不再是推测，是证据。

    “你从哪打听到的？”

    “供销社老职工。”周磊说，“不是问的，是听的。昨天下午我在供销社家属院门口蹲了一会儿，有两个退休老头下棋，边下边聊，说的就是这事。”

    他补充了一句：“我不起眼。穿件旧衣服往那一蹲，没人注意我。”

    陈建国看了他一眼。这个平时在宿舍里嘻嘻哈哈的人，的确有一种让人不会多看一眼的本事。那张脸太普通了，随便往墙根一蹲就能融进背景里。这种人在跟踪和盯梢的时候，天然有优势。

    “你那头呢？”周磊问。

    陈建国从口袋里拿出那张纸条，递给周磊。

    周磊接过来，展开一看——纸上只写着一行字：

    “林秀珍。县医院妇产科。98年。”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她可能知道档案在哪里。”

    周磊看完，把纸条折好，塞进口袋里。

    “林秀珍？”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干什么的？”

    陈建国沉默了几秒。

    他在想怎么回答。他不能说林秀珍是他过去那段日子里的妻子，不能说那个被隐瞒了二十六年的孩子，更不能说自己现在查的不是一件普通旧案，而是他整个人生被调包的起点。这些话说出来，周磊会怎么想？

    他选了一个安全的说法：

    “她是九八年那件事的当事人之一。县医院那边的记录，跟她有关。”

    周磊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她现在在哪？”

    “不知道。”陈建国说，“所以得找。”

    “怎么找？”

    “从县医院的人找起。”

    周磊想了想，说：“县医院的人我搭不上。你要自己去。”

    陈建国点了点头。

    两人达成了默契。不需要握手，不需要说“那就这么定了”——只是一个人点了点头，另一个人也点了点头。

    周磊看了一眼天色，说了句“差不多了”，然后从夹道翻了出去，消失在后街的拐角。

    陈建国在车棚后面多站了两分钟，然后也离开了。

    上午他没课。

    他去了图书馆，不是去借书，是去打电话。

    图书馆一楼大厅有一部公用电话，投币的，三毛钱一分钟。他翻了翻口袋，找到了两枚硬币。

    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不是长途，是市内的。电话那头响了四声，有人接了：

    “喂，县医院总机。”

    陈建国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自然：

    “你好，我找妇产科的老护士长，请问她今天在不在？”

    他没有问林秀珍。问当事人的名字太直接了——如果院方那边有人打过招呼，问了反而会打草惊蛇。他问的是“老护士长”，笼统的、模糊的、不指向任何具体信息的问题。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你说刘主任？”

    “对，刘主任。”陈建国顺着话头接了下去。

    “她不在了。调走了。”

    “调走了？”

    “对，上个月就调了。”

    陈建国的心沉了一下，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那请问现在妇产科谁负责？”

    “你找谁？有什么事？”

    对方开始警惕了。

    陈建国知道不能再问下去。他换了一个语气，说了一句：

    “没事，我打错了。不好意思啊。”

    然后挂了电话。

    他站在电话机旁边，把那两枚硬币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放了回去。

    电话没用上。但也得到了一条信息：老护士长调走了。这意味着县医院那边要么是正常的人事变动，要么是在他打电话之前已经有人把关键的人调走了。他不能确定是哪一种，但两种情况都说明同一个问题——这条路不好走。

    他需要换一个切入点。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在食堂里遇到了周磊。

    两个人没有坐在一起。周磊跟班里几个同学坐在靠门口的那一桌，一边扒饭一边跟人开玩笑，像是完全没心事的样子。陈建国坐在角落里，端着一碗面，慢慢地吃。

    他们没说话，但周磊经过他身边去打汤的时候，在他桌上放了一张折好的纸条。

    陈建国没有马上看。他等了一分钟，才把纸条收进口袋里。

    吃完饭，他回了宿舍，锁上门，打开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林秀珍昨天下午去过县医院。之后坐车去了清江县白沙镇。”

    陈建国把纸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他坐在书桌前，半天没动。

    周磊是怎么打听到的？他不想去猜。他不关心过程，只关心结果。结果就是——他现在有了一个具体的地点。

    清江县白沙镇。

    那不是林家的住处。至少在过去那段日子里，他从没把林秀珍和那个地方联系到一起。

    这个地名突然冒出来，反而让他心里一沉。

    他只知道那是一个镇子，有一条主街，一个集市，镇子边上有一条河。

    他没有想到林秀珍会回那个地方。

    他把纸条折好——不是对折，是撕碎。撕成米粒大小的碎片，扔进垃圾桶里，用一张废纸盖住。

    然后他站起来，换了一件干净的外套，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学生证、几块钱、一枚硬币。没有多带东西，也没有少带。

    他出门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他需要去一趟清江县。

    但从省城到清江县，坐长途汽车要三个多小时，加上等车、走路，一个来回就是一整天。他有课，但他知道课可以不去。他不能等。

    他锁上门，下了楼。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在门房的报栏前面站了五秒钟，看了一眼长途汽车站的时刻表——每天都在看的那张表，他已经记住了。下午两点有一趟车。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四十。

    来得及。

    他没有回头，径直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下午一点五十分，他坐上了开往清江县的长途汽车。

    车上人不多。后排有几个打盹的中年人，前排坐着一对抱孩子的年轻夫妻。陈建国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帽子压得很低，假装睡觉。

    实际上他没有睡。

    他靠着车窗玻璃，看着窗外快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大片大片的稻田已经收割了，露出枯黄的稻茬。田埂上的白杨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划过灰色的天空。

    清江县。白沙镇。

    林秀珍。

    他脑子里反复转着这三个词。他不知道去白沙镇能找到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林秀珍“你还记不记得县医院那件事”——他甚至不能确定林秀珍还在不在那里。

    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在五十岁那年才搞明白的事：

    林秀珍是那件事里唯一一个可能知道全部情况的人。孩子的记录、封档、所有被抹掉的痕迹——她未必全懂，却一定亲眼见过关键的一角。因为她就是那个被推到记录上的人。

    如果她还愿意开口，如果她还在白沙镇——

    那她就是他现在手里，除了周磊之外，最接近真相的一张牌。

    公路两旁的树一排一排地向后退去。前方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又不像。

    汽车颠簸了一下，继续朝前开。

    陈建国闭上眼睛，在心里把周永年、赵卫东、县供销社、县医院档案这几张牌重新排列了一遍。他手里的牌越来越多了，但还没有一张能掀得动桌面。

    他等得起。他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车窗外，清江县的路牌一闪而过。

    到了。

    他睁开眼，正好看见车站出口处站着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

    那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正在问小卖部柜台后面的女人：“见过这个学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