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亮透，陈建国就出了学校。

    长途汽车站售票窗口只有一个人值班，他买了一张到河西镇的票，六点四十发车。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七八个人，有人靠着行李打盹，有人在啃馒头。他在角落找了个塑料椅子坐下，把外套领子竖起来。

    车上路了才意识到这段路比想象中远。省道被重车压得坑坑洼洼，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绕山走，窗外的风景从县城街景变成连片的稻田和灰扑扑的村庄。车厢里有一股柴油和橘子皮混在一起的味道，售票员靠在引擎盖旁边打瞌睡。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顶着前面座位的靠背，山路一颠就整个人跟着弹起来。

    他把清江之行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方德厚拖走四只木箱的日期——九七年十月十六号，那天下午下过雨；方德厚翻过赵卫东的档案；接着就是调职；再接着库房里多了一批纸太新的假底联。然后是林小慧说的——九四年夏天赵卫东在县招待所摆了三桌酒，当着十几个人的面说林秀珍是他的人。这两条线看上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隐隐觉得它们在某一个点上应该交汇。

    方德厚为什么要翻赵卫东的档案？他是在查赵卫东，还是替赵卫东在查别人？

    车在河西镇口停了下来，司机喊了一声“河西到了”。陈建国从座位上站起来，腿因为坐久了有点发麻。他扶着椅背下了车，站在镇口的路牌下面。

    河西镇比清江县小得多，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灰砖的两三层老楼。街面上人不多，几家铺子开了门，门口摆着扫帚和塑料盆。他沿着主街走了不到二百米，在一条巷子口找到了卫生院旧址。铁门锁着，门上的红漆已经褪成灰白色，招牌歪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木底。

    卫生院旧家属院在巷子深处，是一排红砖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柿子树，树上的柿子还没熟，青涩地挂在枝头。陈建国敲了第三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攥着一个搪瓷茶缸。

    “找谁？”

    “龚师傅吧？我是省城来的，想跟您打听点以前的事。”

    老龚打量了他几秒，侧身让开门口：“进来说。”

    屋子不大，一张老式方桌，几条木凳，墙角的五斗柜上放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老龚给他倒了杯水，自己坐到方桌对面，把搪瓷缸放在桌上，手指在缸沿上转了一圈。

    “你打听什么？”

    “九七年清江县卫生局库房的底联调拨。”

    老龚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动作很慢。他放下缸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那批底联啊。调拨手续不规范，当时就有人提过。”

    “您当时已经退休了？”

    “退了两年了。财务科的老底联归库，之前的流程我都清楚。”老龚说，“正常的销毁程序，要两个人签字、一个人见证、盖销毁章。方德厚走的是调拨单，单人签字。”

    “您听谁说的？”

    “老郑打电话跟我说过。”老龚看了他一眼，“你是老郑介绍来的？”

    “我自己查到的。郑主任提了您的名字。”

    老龚没有追问，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院子外面的柿子树上有一只鸟在叫。

    “底联被拖走以后，库房又进了一批新的旧底联。”陈建国说，“纸张是新的。”

    老龚抬起头，目光变了。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认出了颜色。”

    老龚把搪瓷缸端起来，没有喝，又放下了。

    “那批东西……重新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说话的速度比刚才慢了很多，“但当时已经不是我管的事了。方德厚是纪检办的，他要做的事，底下的人不好问。”

    “您还记不记得方德厚那段时间有什么反常？”

    老龚的手指在搪瓷缸的沿上停住了。

    “反常说不上。”他说，“但有一件事，我退休那年在县里待过一阵子，听人说的——方德厚那年秋天，三天两头往老供销社家属院跑。”

    “供销社家属院？”

    “赵家的老房子。赵卫东的父亲住在那里，方德厚晚上去，从后门进，很晚才走。有人撞见过好几回。”

    陈建国没有接话。他把这个名字和地址在心里放好——方德厚九七年秋天频繁出入赵卫东父亲的住处，正是他翻查赵卫东档案、调走底联的那段时间。

    “您知不知道他跟赵家是什么关系？”

    “说不清。”老龚摇头，“但一个纪检办的人，没事不会总往一个供销社主任的老父亲家里跑。方德厚去那里不是喝茶的。”

    陈建国从老龚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秋天的阳光不烈，照在身上只是温热的。他沿着巷子往外走，脑子里反复转着老龚最后那几句话。

    走到主街上，离回省城的班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在街边找了家小面馆，要了一碗面。面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把面端上桌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认出了他是生面孔。陈建国没在意，低头吃面。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吃完面他往车站方向走。车站就设在镇口的路边，连个候车棚都没有，只有一块生锈的铁牌子钉在电线杆上，上面写着“河西镇?省城”。他在铁牌子下面站着等车，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

    一个老头从旁边的杂货铺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盐。他看见陈建国站在牌子下面，脚步慢了一下，然后走过来站到同一块牌子下面，像是也在等车。

    “去省城？”老头问。

    “对。”

    “那边来的？”

    “省城。”

    老头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过了大约十几秒，他忽然又说了一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旁边的人听。

    “小方那几年跟赵家走得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陈建国的身体微微顿了一下。他转过身，看着旁边的老头。老头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帽子，脸上的皱纹很深。看上去七十岁往上。

    “您认识方德厚？”

    “认识谈不上。”老头看着对面街的屋顶，“在县里待了几十年，什么人跟什么人走得近，看得见的。”

    “您还知道什么？”

    老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看街对面。那一眼里有一种警觉。

    “别问了。”他说，“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他把盐袋子夹在胳肢窝底下，转身往杂货铺的方向走了。走得不快，但也没有停，像是刚才那句话根本没说过一样。

    陈建国站在原地，看着老头消失在杂货铺的侧门里。太阳已经偏西了，影子斜着拖在地上，拉得很长。他把烟别到耳朵上，没有点。

    班车来了。他在车上坐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河西镇慢慢往后退。老头的脸和那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脑子里。

    回到省城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路灯刚亮起来，街上的人流比白天少了一些。陈建国走回服务部，推开门，苏晚还坐在柜台后面，面前的账本摊开着。

    “回来了？”

    “回来了。”

    苏晚看了他一眼：“有收获？”

    “有。”陈建国把背包放到柜台角落，倒了一杯水，“方德厚那段时间经常去供销社家属院——赵卫东父亲住的地方。不是一天两天，是频繁出入。”

    苏晚的手指在账本页角上停了一下。

    “那他是以什么身份去的？”

    “这也是我要搞清楚的。”陈建国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放下，“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事？”

    苏晚合上账本：“有。下午三点多，一个年轻男的来服务部。不买东西，拿小相机拍了价目表，还掏出本子记了服务部的门牌号。”

    “周磊呢？”

    “他跟着出去了。刚回来没多久。”苏晚朝后面努了努嘴。

    周磊从货架后面探出头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

    “我跟他到校门口。”周磊说，“那人在学校外面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碰了头，说了几句话，然后分头走了。骑自行车那个人穿着深绿色的工作服，像是哪个单位的制服，背上有几个字我没全看清——好像有‘调查’两个字。”

    陈建国接上周磊手里的烟盒纸。上面用圆珠笔画了简单的路线——那人从服务部出来，穿过操场，走侧门出学校，在校门口跟骑自行车的人站了大约两分钟，然后往东走了。

    “骑自行车的人长什么样？”

    “三四十岁，戴眼镜，瘦高个。”周磊说，“脸没看清，他一直侧着身。”

    陈建国把烟盒纸折起来放进兜里。他到省城还不到半个月，已经有人开始记他的活动轨迹了。

    他走到服务部门口，站在台阶上。夜风从操场的那个方向吹过来，带着草和泥土的气味。他往街对面看了一眼。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手里夹着一根烟，正对着他的方向——像是在看服务部的门面，也像是在看他。

    那人没有动，也没有走。

    陈建国在台阶上站了大约十秒，然后转回身，推门进了服务部。

    他没有再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