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在黑暗里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陈建国坐在最后一排，把布包放在膝盖上，解开麻绳，掏出那本发黄的笔记本。车里只有三个乘客，都窝在前排打瞌睡，发动机的轰鸣声盖过了翻页的沙沙声。他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翻开，手指沿着纸边细细摸过去——纸张发脆，边角卷起，有些地方被水洇过，字迹糊成一片。夜里的风从窗户缝隙灌进来，吹得纸边轻轻颤动，他用手掌压住，指尖能感觉到纸面细微的颗粒感。

    翻到第七页的时候，指尖碰到书脊处一块鼓出来的地方。他停了一下，用指甲沿着那道鼓起的边沿压了压——里面夹着东西。心跳快了一拍，他把嘴唇抿了抿，侧过身子，借着车窗外偶尔闪过的路灯，把笔记本摊平在膝盖上，两指捏住书脊处轻轻往外撑。封皮和纸张之间的缝隙露出一小截纸边，颜色比内页白一些。他用两根手指夹住那截纸边，慢慢往外抽。

    是一张收银小票，揉皱过又被展平了，折痕处已经泛白。他把小票凑到车窗边，借着一闪而过的路灯看那几行字。路灯光线断断续续，有一段暗得什么都看不清，他不得不等下一盏路灯亮起来。

    “红光刻字社。金额三块两毛。日期——1994年7月16日。”

    他把这几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7月14日刘桂仙挨打，7月16日孙大勇去刻字社。两天的间隔，中间夹了那辆车的改色。他呼出一口气，热气在窗玻璃上凝成一片白雾，很快又被风吹散。

    他把小票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笔画细瘦，用力不均匀，像是写在硬物上——

    “蓝漆盖不住白底。”

    陈建国的手指攥紧了纸边。铅笔字的最后一笔收得急，拖出一条短横。蓝漆盖不住白底——孙大勇知道那辆车是由白改蓝的。他刻的不是名字，是证人信息。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直到眼睛里酸涩得眨了一下，才把纸边放平。

    他把小票夹回笔记本里，放进布包，抱在怀里。车窗外一片黑，只有远处偶尔闪过一两点灯光。他把脸转向窗玻璃，玻璃上映出自己模糊的影子。孙大勇挨打的第二天去刻字社，第三天躲到外县——这个时间线越来越紧了。他把布包在怀里换了换位置，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

    省城汽车站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陈建国拎着布包跳下车，往车站大厅门口的公用电话走过去。夜风吹得他头发往后飘，他缩了缩脖子，把衣领竖起来。大厅门口的值班室亮着灯，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老头，歪着脑袋打瞌睡。他把布包夹在腋下，掏出硬币塞进投币口，拨了苏晚宿舍号码。电话响了五声才接起来，苏晚的声音有点困，带着刚醒的那种沙哑。

    “是我。”陈建国说，“红光刻字社的收银小票，1994年7月16号，三块两毛。”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孙大勇挨打两天后？”

    “对。小票背面有一行铅笔字——‘蓝漆盖不住白底’。他知道那辆车由白改蓝。”

    苏晚又沉默了一下：“那辆车改色是在你家出事之前三天做的。”

    “对。”

    电话里传来翻纸的声音，然后是苏晚的声音，比刚才慢了一些：“你先别查那辆车了。”

    “为什么？”

    “睡觉。”苏晚说，“你听我说——你查那辆车，就进了赵家的局。车是公对公改的，有手续。你查不掉。”

    陈建国把话筒攥紧了一点。指节发白，他能感觉到话筒塑料壳被捏得微微发响。

    “要先查谁批的漆。”

    他说不出话来。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苏晚的声音在电话里平平稳稳，像一根线拉着他的情绪。他深呼吸了一下，把话筒换了只手。手掌心有一层薄汗，沾在塑料壳上滑腻腻的。“我知道了。”

    “明天我先翻省档案馆的车辆变更记录。”苏晚说，“你先睡一觉。”

    电话挂了。陈建国站在电话亭里，听着话筒里嘟嘟嘟的忙音，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挂回去。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剩下的几个硬币，攥在手心里一点点收紧，硬币边沿硌得掌心疼。

    宿舍楼已经熄灯了。他推门进屋，周磊已经睡了，被子蒙过头顶，只露出一只脚在外面。床头的小闹钟闪着荧光，指针指向十点二十一分。陈建国拉开书桌的台灯，把布包放在桌上，拿出那本笔记本和收银小票，又翻了翻布包夹层。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坐在床边脱了鞋，袜子有点潮湿，脚底凉凉的。

    桌上放着周磊的县城通讯录，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开通讯录，在“刻字社”一栏找到一条记录：刘师傅，地址写的是清江县河沿街47号，名字后面用圆珠笔写着“已搬”两个字。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心里沉了一下。但这在他预料之中，十多年前的事，人换地方太正常了。

    他抄下地址，合上通讯录。眼睛扫到桌上放着苏晚给的放大镜，镜片上有一小块污迹，他拿起来擦了擦。放大镜的把手上有一圈木纹，摸上去很光滑，应该是用了很久的老物件。放大镜的边沿磕过桌面，发出一声脆响。他把怀表拿出来放在台灯底下，镜片对准表壳背面那圈“S-U-N”刻痕。三个字母底下，有一圈更浅的弧形印记，比刻痕的深度浅得多，像是被什么东西抵在表壳上留下的压痕。他把身子往前倾，额头几乎碰到台灯，眯着眼睛仔细看。

    他把放大镜举高了一点，用指尖轻轻摸那道弧形压痕。指尖下的触感很细微，不仔细根本摸不出来。宽度大约三毫米，弧度均匀，不是手指能压出来的——那是一枚更大的戒指或者顶针，在刻字时抵在表壳另一端留下防滑的支撑点。他试着用自己的拇指抵住表壳另一端，比了比，弧度和力的方向不太一样。

    孙大勇不是单手刻的。他用右手刻字，左手用戒指顶住表壳防滑。

    弧形压痕的宽度和弧度，和赵家司机那枚银戒指对得上。他想起张长河那天在食堂说的话，手心里那枚银戒指的触感。他闭上眼睛又睁开，重新看了一眼那道弧线。

    陈建国把表翻过来，盯着表盘看了很久。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发出一声接一声的轻响。灯管亮了，他听到自己均匀的呼吸声。

    他把表放回口袋，手指碰到布包外层一块硬硬的东西。他愣了一下——刚才拆布包的时候没发现外层还有东西。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刚才翻得太着急了。他翻过布包，摸了摸外层夹层，从缝线处摸出一个纸包。纸包叠得方方正正，外面用塑料纸裹了一层，塑料纸有些发黏，可能是放久了。

    他把塑料纸撕开，里面是一张1994年的厂办出入证，塑封已经发黄，边缘翘起，照片叠成一道白痕，完全看不清人脸。但名字栏写得清楚——“孙大勇——协作点夜间值班”。他用大拇指摩挲着那几个字，塑封片凉凉的，很脆，稍微用力就会裂开。

    旁边贴着一张纸条，是张婶的笔迹，字歪歪扭扭的：“这东西掉在老王家柜子底下，今早才翻出来。他家老王说——那辆车改色用的蓝漆，是从厂办仓库拿的，出库单上签字的不是你爸，是厂长代签。厂长去年走了。”纸条还有一行小字，被折痕盖住了，他掰开看——“老王说他不敢出面，但话是真的。”

    陈建国把出入证攥在手心里，闭了一会儿眼。手心里的塑封纸慢慢变热，边沿硌着手掌。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节奏有点快。他睁开眼，看着台灯的光晕，黄黄的一圈，照在桌上摊开的东西上。

    他睁开眼，把出入证和收银小票一起夹进笔记本里，放回布包，把布包的麻绳重新缠好。他低头检查了一遍布包外面的结，确认系紧了，才把手放下来。起身站在窗前往外看了看，路灯把地面照出一圈光晕，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远处有猫叫了一声，很快又安静下来。

    他又把周磊留下的柜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进货款旁画了道线。明早他去刻字社，柜台照常开，货款不能乱动。

    他决定明天一早去红光刻字社旧址。如果刘师傅还活着，他就是见过孙大勇最后正常样子的人。他拉了拉窗帘，把手放在布包上，感觉布料里那些硬角的轮廓。关上灯的时候，他看到窗外路灯的光映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模糊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