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招待所房间里的光线还很暗。窗帘没有完全拉拢，一道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床边的桌子上。

    陈建国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张纸。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角参差不齐，上面写着一行字——“不是她的孩子”。字迹是他自己抄的，抄自母亲电话里提到的那句话。

    他看了那张纸很久，然后把纸折好，对折两次，压平边缘，放进外套内袋。

    他从内袋掏出另外三样东西：17号钥匙、铁皮、伞骨。他把这三样东西摆在桌上，排成一排。钥匙在中间，铁皮在左，伞骨在右。

    铁皮上的“沈”字和“94.7”刻痕在这道光线里格外清晰。伞骨的刮痕在铁皮旁边，凹槽里留着旧石灰的痕迹。

    三样东西摆在那儿，像三条线索的起点，也像三条路的选择。

    他该先去二建仓库，还是该先回厂里问父亲？回厂问父亲，又可能撞上父亲不愿说话的局面。两条路都可能有信息损失。

    他拿起钥匙，又在手里掂了掂。金属的重量很实在，在指间微微发凉。

    他放下钥匙，拿起桌上的电话筒，拨了老王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里嘟嘟地响了几声，通了。

    “老王师傅，是我，陈建国。”

    “大清早的，什么事？”老王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

    “二建仓库后面，有没有别的入口？”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老王的声音压低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进去看看，但门卫不让进。”

    老王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仓库后面有一扇维修小门，从外面看是锈死的那扇。门锁早就锈坏了，用铁丝能捅开。但你别高兴太早——里面的寄存柜是有锁的，你没钥匙只能干瞪眼。”

    陈建国握着听筒，指腹在塑料壳上按了一下：“我知道了。”

    “你小子别乱来。”老王说完挂了。

    陈建国放下听筒，把钥匙揣进内袋，起身出了门。

    上午，二建仓库后墙。

    陈建国绕到仓库背面，沿着墙根走了两遍。墙根长满了杂草，草叶上还挂着露水。他拨开一丛野草，看到那扇维修小门。

    门是铁皮焊的，表面锈迹斑斑，漆皮剥落殆尽，露出底下的铁锈层。门框和墙体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缝隙，门锁是老式弹子锁，锁芯露在外面的部分已经被锈染成褐红色。

    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铁丝。铁丝是提前准备好的，大概十厘米长，一端弯了个小钩。

    门锁弹开了。

    门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铁门朝内开了。他侧过身，从门缝里挤进去。

    仓库内部光线很暗，只有几道从屋顶裂缝里漏下来的光柱，照在地面上形成几块亮斑。灰尘在光柱里漂浮，空气里有一股霉味和铁锈味混合的气息。

    他沿着墙根走，脚步放得很轻。地面是水泥的，有些地方鼓起，有些地方裂开，裂缝里长出苔藓。

    第三间。

    他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门框上的标签——“沈-17”。标签已经发黄，边缘卷起，纸张和胶水之间的黏性几乎消失，只剩最边缘还粘着。

    寄存柜是铁皮的，漆面大部分脱落，露出铁皮本来的灰褐色。柜体焊接处生锈，焊缝鼓起来，锈点沿着焊线生长。锁是老式弹子锁，锁芯口朝下，表面有一层氧化层。

    他掏出17号钥匙，对准锁芯插进去。钥匙插到一半就卡住了，他稍微加了点力，钥匙完全插进去。

    他转动钥匙——转了半圈，锁芯动了，但只转了半圈，然后卡在一个位置上不动了。他加力，钥匙仍然转不动。

    试了三次，结果都一样。

    陈建国松开钥匙，蹲下来，把脸凑近锁芯。他用手背摸了一下锁芯表面，感觉到一层干涸的油腻。他用指甲刮了刮，指腹上沾了薄薄一层油渍。

    要么是钥匙不对，要么是柜子里已经空了，上油只是为了掩盖最后一次开柜的痕迹。

    他没有硬撬。硬撬会发出声响，他不想被外面路过的人发现。

    他站直身体，仔细观察柜门边缘。柜门和柜体之间的缝隙处有一条磨损的痕迹，金属表面被磨得发亮，说明这扇门被开过很多次。但磨损层的最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灰尘，覆盖在发亮的地方——不是最近开的。

    他拿出随身带的傻瓜相机，对着柜门边缘、锁芯和磨损痕迹各拍了几张。快门声在空旷的仓库里很响。

    他收起相机，看了一眼那个标签，记住了“沈-17”每一个笔画的形状。

    下午，招待所。

    苏晚来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被折过，露出纸张的白色边缘。她把信封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几页纸，纸张是复印的，边缘还有复印机的墨粉味。

    陈建国拖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她旁边。

    “这是我从清江县医院复印的几份旧病历。”苏晚把纸摊开，翻到其中一页。

    备注栏里写着——“产妇登记年龄与身份证不一致”。苏晚的手指沿着那行字往下移，指到另一行：“家属要求改小两岁。”

    陈建国盯着那行字，目光定在“改小两岁”四个字上。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时间点——这个改小两岁的时间点，和母亲电话里提到那封信的时间段，几乎完全重合。

    “这是谁的病历？”他问。

    苏晚摇了摇头：“没有姓名。整份病历只有编号，没有写患者名字。”她说着，从信封里抽出另一张纸，是病历封面页的复印件，上面只有一个编号，被打印在左上角。

    她把编号指给陈建国看。“你看这个编号的第一位——”

    陈建国接过纸，看到编号的第一位数字，手掌顿了一下。他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那块铁皮，把铁皮上的“沈”字旁边那半截数字和病历编号放在一起比对。

    数字的笔画走向一模一样。

    他拿起钢笔，在纸上模拟了一下编号的书写——起笔重，收笔轻，横画偏长，竖画偏短，最后那一划的收尾有一个轻微的回勾。

    然后他在纸的另一边，模仿铁皮上那个“沈”字的写法。“沈”字的“氵”偏旁收笔时也有一个回勾，横画的长度比竖画长，笔势一致。

    他放下笔，抬头看向苏晚。

    “这份病历的主人不是林秀珍，”苏晚说，“是另一个女性。”

    她翻到病历的最后一页，用手指点了点签名栏。签名栏里有一个护士的签名，字体潦草，但能辨认出“沈”字的写法——和铁皮上刻的“沈”字几乎一样，笔画的转折和收尾习惯都一致。

    “我查了当年医院五楼护士排班表，签名栏字迹对应的，叫沈清禾。”

    陈建国把铁皮和病历复印件并排放在桌上，目光在这两样东西之间来回移动。

    傍晚，陈建国回到住处。

    他把铁皮、17号钥匙、病历复印件、伞骨、石灰样本全部从背包里拿出来，摊在桌上，排成一个半圆。他把父亲烧剩的那张纸——“不是她的孩子”——放在半圆的圆心位置。

    他坐在桌前，把这些线索连在一起看。脑子里形成一个模糊的判断——沈清禾，病历，铁皮，寄存柜，改年龄，不是她的孩子。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到老王办公室。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接通，他压低声音问：“老王师傅，九四年七月二建寄存柜登记表上，那个‘沈’字后面的全名还在不在？”

    电话那头翻纸的声音持续了几秒。

    老王只回了一句：“在。但被人撕掉了。”

    陈建国闭上眼睛。锁骨的呼吸节奏慢下来，胸膛起伏的幅度逐渐平稳。他睁开眼，重新看向桌上的铁皮。

    他把铁皮翻过来，背面朝上。上面积了一层灰，他用手掌擦了一下，灰被擦掉，露出一层更深的氧化物。

    是朵梅花。

    他愣了愣，从背包里拿出从老工人那边借来的家属证。家属证是塑料封皮的，内页印着一朵小梅花水印，水印没印好，只留了一半轮廓。

    刻痕里的梅花形状和水印几乎完全一致，连花瓣的数量和排列都一样。

    陈建国盯着那朵梅花，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父亲床底下有一个旧铁盒，铁盒盖面上也印着同样的梅花图案。那个铁盒，他小时候见过无数次，但从没打开过。

    他拿起手机，拨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的声音很低：“喂？”

    “妈，我爸床底下那个旧铁盒，还在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陈建国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母亲的声音响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你爸昨天烧信之前，把铁盒锁进了厂办旧柜子。钥匙，他寄给了清江县医院收容科——”

    她停顿了一下。

    “收件人写的是‘沈清禾’。”

    电话里传来一阵风的声音，像是有窗户被吹开了。然后电话断了线，只剩电流的忙音。

    陈建国握着手机，站在原地。铁皮上的梅花刻痕，在他手边的灯光里，泛着黄铜色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