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站在沈母家门口，门没有完全合上，留着一道一指宽的缝。门缝里漏出屋内的光，昏黄的，照在走廊的地砖上，像一条细细的黄金线。他没有走。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收拢又放开，放开又收拢。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楼上传来电视机的声响——模糊的对话声，像是某个老电视剧的重播。

    他抬起手，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指节磕在木板上，发出闷响，不重，但足够清晰。屋里没有动静。他又敲了两下。这次他听到脚步声——很轻，像是赤脚踩在木地板上——然后门被拉开了一条更宽的缝。沈母的脸出现在门缝后，没有表情，只有眼睛在看他，像一条安安静静的河。

    “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陈建国说。他没有用问句的语气，而是陈述句，像是已经知道答案，只是想听她说出来。

    沈母扶着门框，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窗户蒙着灰，只透进一层灰蓝色的光，把窗框的影子拉长。她动了一下嘴唇，像是想说点什么，然后又闭上了。

    “我今天说太多了。”她说，声音很轻，几乎是从嘴唇里挤出来的。

    陈建国没有退。他站在原地看着她，看到她的眼睛有一瞬的松动——不是动摇，而是松动。像一个年久失修的锁，被某个念头轻轻一碰，锁芯转过了一格。她的目光移回他脸上，停在他眉骨的位置上。陈建国知道她在看什么——她在看他父亲的样子。

    “你为什么替我父亲开病假条。”陈建国说。

    沈母沉默了。那沉默不是拒绝，是在选词。她把手放下来，站直身体，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从她鼻子里进去，又从她嘴里慢慢呼出来，像在做一个深呼吸操。她看着陈建国，像看一个她已经等了很久的问题。

    “病假条是我开的。”她说，“但我写的时候——有人站在旁边看我写。”

    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老照片。照片已经有些皱，边缘的银色涂层有些剥落，画像上的三个人却依然清晰。他把照片翻过来，指着背面的日期——“九四年六月”——然后把照片举到沈母面前，让她看。

    “这条路不是不能查，是我不打算停。”他说。

    沈母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他。她的眼角有一条细纹在跳，像心脏的节律透过皮肤传到了那里。她伸出手，把门拉得更开了些，但人没有让开，还站在门框中间。

    “九四年六月，那晚清江县医院产科加班。”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像在念一份供词，“中途停过一次电。”

    “停多久？”

    “大概二十分钟。”她说，“那二十分钟里，产房的登记表被人换过。”

    陈建国的手握紧了照片的边缘。他感觉到照片的纸在他的手指间变软，汗湿了纸面。他想到了那张产检复印件——没有盖章的、被夹在病历本里的复印件——和那张他在医院档案室看到的缺页产科登记。两页纸之间的空隙，正好是二十分钟。

    “谁换的？”他问。

    沈母没有回答。她伸手拉住门把手，门缓缓合上。合到还剩一掌宽的时候，她停住了，嘴唇贴着门缝，低声说了一句话——

    “你父亲替我揽过祸。”

    门合上了。锁芯转动，咔哒一声，落锁。

    陈建国站在门外，手还举着照片。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只剩下门缝里透出的光，在他脚前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呼吸在胸膛里慢慢平稳下来。他把照片收进口袋，转身，走下楼梯。

    楼梯间回声很大，每一步都像在敲鼓。他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响下去，直到他走出楼道，站在生活区的花坛边。

    花坛里的月季已经开了，红艳艳的，挤在一起，像一团火。花香和土腥味混在一起，在傍晚的空气里弥漫。陈建国坐在花坛的水泥沿子上，拿出日记本，翻开到空白页。他把沈母说的每一个字写下来——“病假条是我开的，有人看”“九四年六月停电二十分钟”“产房登记表被换”“你父亲替我揽过祸”。

    字迹很乱，笔画挤在一起，像是心里有一股劲压不住，从笔尖漏到了纸上。

    他写完后，把笔夹进日记本的夹层里。手机就在这时震动了一下。

    苏晚发来一条信息：“我刚查到——沈清禾母亲九三年从清江县医院调职省城妇幼的申请材料里，家属栏空白。但她九四年六月的那张病假条——申请人是‘陈长山陪同’。”

    陈建国盯着那条信息，大拇指悬在屏幕上，没有动。风把梧桐叶子吹到脚下，打着旋，沙沙地擦过水泥地面。他脑子里反复转过一个念头——九四年六月，那张照片的日期，那张病假条的日期，沈母怀中婴儿的日期，全挤在一起。

    苏晚又把病假条上的关键内容发了过来：申请人是陈长山，科室处理人是沈清禾的母亲，日期正是九四年六月。

    他翻到日记本前面几页，把那天记下的老郭说的电话号码和仓库清退记录放在一起看。三件事的时间线并列摆开：九四年六月停电、病假条、产房登记表被换；两年前清退、11号柜、沈母签字。时间点像一条河流的两条支流，在某个位置交汇，汇入同一条河床。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陈父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夹杂着电视的背景音——像是在看新闻联播。

    “爸，九四年六月，你那段时间的排班，有没有请过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陈父大概是在想，或者在找什么东西。电视的声音被拧小了。

    “那段时间厂里没给我调过假。”陈父说，“但有一周我请了事假——车间主任说是林德福帮忙签的字。”

    陈建国的手指在日记本上停下来。林德福——这个名字像一把锁，咔哒一声，开了。

    “你请事假去干什么了？”

    “去省城。”陈父说，说得很快，像是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会来，“你妈让我去省城找一个亲戚办事。什么事我忘了，时间太久了。反正是林德福签的字，车间主任批的。”

    陈建国挂断电话后，坐在花坛边很久没动。林德福签假，陈长山去省城，沈母病假条，婴儿——姓陈。这条线在他脑子里串起来，像一根绳子，拉得越来越紧。他感到一阵发冷，手心却出了汗。

    他站起来，骑上车回招待所。

    招待所的房间还是那样，窗帘半拉着，夕阳的光线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亮斑。陈建国把背包放在床上，拉开拉链，拿出那两把钥匙和铁盒内壁的照片。他把钥匙放在桌上，两把并排摆放，用手电筒照着钥匙柄内侧。

    那行钢印——“车”字——在手电的光下更加清晰。他拿手电贴得更近，光斑在钥匙柄上缩成一个圈，聚焦在那个字上。他看着那半个字，猛地意识到一件事——“车”字的左边，是“陈”字的偏旁。

    他盯了很久。钥匙的金属在光照下反射出冷光，照进他的眼睛。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快到能听到自己胸口在震动。他翻出铁盒内壁那张绒布照片，凑到台灯下仔细看。绒布的质地不是普通的商品绒布，而是老式工作服的袖口布料。照片边缘有一枚被压扁的纽扣，残留的孔距，和他印象里父亲旧工作服上的孔距一模一样。

    陈建国放下照片，坐在床边，双手撑在膝盖上，整个人往前倾。他突然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想哭，但眼睛干得发涩。他的呼吸变得很慢，很沉，像有人在胸口压了一块石头。

    铁盒里的东西，是他父亲亲手放的。

    钥匙上的“陈”字，是他父亲刻的。

    沈母那句话——“孩子父亲的姓，和你的姓一样”——有了一个可以追的方向。他的父亲，陈长山，当年去省城，真的只是“找亲戚办事”吗？

    他拿起手机，拨出苏晚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接通了。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苏晚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哑的，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得意——像一个刚抽完烟的人在说话。

    “苏晚，你让你男朋友别再查那只铁盒了——他要找的钥匙，现在在我手里。”

    电话挂断了。

    陈建国盯着手机屏幕，通话时长显示：8秒。

    他重新拨过去，响了两声，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