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挂掉沈清禾的电话后，坐在饭桌前没有动。手机屏幕暗下去，黑色的表面反射出头顶日光灯的白光，像一只空洞的眼睛。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手指还搭在边缘没有收回来。

    母亲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把一盘炒青菜放在他面前。盘子磕在桌上发出轻微的声响，里面还冒着热气，菜叶上挂着油光。

    “吃饭。”她说，把筷子递到他手里。

    陈建国接过筷子，扒了一口饭。米饭在嘴里嚼着，没什么味道，像是嚼一团棉花。他又夹了一筷子菜，青菜入口有点苦，不知道是火候过了还是他嘴里发涩。

    母亲在他对面坐下，端起自己的碗，看了他一眼，没有动筷子。

    “你又去查了？”她的声音不大，像是怕屋外有人听见。

    陈建国没有抬头，继续扒饭。筷子和碗沿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客厅里显得格外清脆。

    母亲放下筷子，双手撑在膝盖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陈建国把碗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她。母亲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眼角的皱纹很深，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妈，你和爸在厂办门口拍过一张照片吗？你手里没拿东西，但爸拿着一个信封。”

    母亲愣住了。她原本撑着膝盖的手忽然握紧，手指在布料上抓出几道褶子。

    “什么照片？”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九四年夏天拍的。”陈建国说，目光没有移开，“厂办门口。”

    母亲的筷子从手上滑落，掉在桌上。筷子滚了一下，撞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她没有捡，只是呆呆地看着陈建国，像是不认识他一样。

    “你怎么知道那张照片？”她的声音变得很轻。

    陈建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母亲的手停在桌边。她低着头，看着那盘青菜的热气慢慢散去，菜叶开始发蔫，边缘有些泛黄。她想把筷子捡起来，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福利通知。”她说，“厂办发的。”

    “什么福利？”

    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她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背对着陈建国。“你爸当时表情不对。”她的声音从后背传过来，“回家后把信封塞进了柜子底。”

    陈建国放下碗，碗底在桌上磕了一下。“信封里到底是什么？”

    母亲转过身来，眼眶微微发红。“我问过他。他只说了一句话——‘别问了’。”

    两个人隔着饭桌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嗡嗡声，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很快就远去了。

    陈建国转身走进父母房间。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占了大部分空间，床头柜上放着父亲的老花镜和一本翻旧了的《故事会》。他走到衣柜前蹲下，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抽屉里堆着一些旧衣服，叠得很整齐，散发出一股樟脑丸的气味。他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放在地上。

    在抽屉最底层，他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已经发黄，比普通信纸的颜色深一些，像是被烟熏过。边缘磨损得厉害，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毛边。封口被胶水粘得很死，胶水已经变成暗褐色，在信封上留下了一圈不均匀的痕迹。

    陈建国把信封拿出来，放在手掌上。信封不重，但捏在手里有一种厚实感。他用拇指摸了摸封口，胶水已经完全干透，硬得像一片塑料。

    他站起来，在客厅的茶几上找到一把美工刀。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用刀片小心地沿着封口的边缘裁开。

    刀片划过纸张时，声音细得发涩。他裁得很慢，怕割到里面的信纸。

    裁开封口后，他放下刀片，用两根手指捏着信封的开口处，小心地撑开。里面有一张信纸，对折两次，纸面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发脆。

    他抽出信纸，展开。

    信纸的抬头印着“清江县医院总务科”字样。字体是蓝色的，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但还能辨认清楚。内容是用钢笔写的，墨迹已经变成暗红色。

    “兹确认沈国章同志已完成药房单据交接手续，所有签收单据均作废处理。”

    落款处有一个签名——“林德福”。签名很潦草，但还能看出发笔的走势。旁边盖着一枚模糊的医院公章，只有半个圆能辨认，中间的字迹已经被磨得看不清楚了。

    陈建国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他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

    字迹很淡，像是写上去之后又被擦过几次：“沈主任说，还有一张没交出来。”

    他认得这字迹。

    是他父亲的。

    陈建国的手开始发抖，信纸在他手里发出细微的哗啦声。原来父亲早就知道这封信的存在，还留下了疑问。

    母亲站在房门口，看见了信纸。她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滑下来，在下巴上停留了一下，然后滴落在地上。

    “你到底还要查到什么时候？”她的声音哽咽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陈建国把信纸放在茶几上，掌心按在上面。“这封信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你爸拿回来的。”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他去找了林德福。”

    “他跟林德福说了什么？”

    母亲坐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脸。“林德福说，‘沈国章已经走了，你不要多事。’”

    “就这些？”

    “你爸回来后把这封信塞进柜子里。”母亲放下手，眼睛红肿着，“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把那封信交出去。”

    陈建国抬起头看着母亲。她的眼泪还在流，但声音已经平静了些。

    “你爸当年就知道这封信有问题。”母亲说，“可林德福压着他不让说。加上厂里人际关系复杂，你爸怕影响陈家，选择了沉默。”

    她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要是查到底，就算给陈家出了口气。”

    陈建国把信纸小心地折好，装回信封里。他把信封装进上衣内袋。

    他站起来，面对母亲，语气平稳：“我不替他出气。我替当年那个人出气。”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点了两下头。

    陈建国骑车出了巷子。夏末的夜风吹在脸上，带着一点凉意，空气里有煤烟和炒菜的混合气味。路灯的光一片片从头顶掠过。

    到了修车铺，门还开着。王德胜坐在铁桌旁，已经收拾好了工具，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烧了很长一段。

    陈建国把信封里的信纸拍在铁桌上。

    王德胜低头看了一眼，烟从他嘴上掉下来，落在铁桌上。他没有弯腰去捡，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张泛黄的信纸。

    “这封信我也见过。”王德胜盯着信纸看了好一会儿，再开口时嗓子已经哑了。

    陈建国站在他对面，没有催促。

    “当年林德福让我跑腿，送到沈国章家里。”王德胜说，“沈国章看完之后，脸都白了。”

    陈建国心里一紧。“她最后一张单据是什么？”

    王德胜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起头，目光从信纸上移开，落在陈建国脸上。他闭了一下眼睛，像是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知道她为什么怕——因为她手里那最后一张单据，写的不是药房账，是产房加急单。”

    陈建国的手在铁桌边缘僵住。

    “产房加急单？”

    “九四年七月某夜。”王德胜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生锈的钥匙。钥匙的表面锈迹斑斑，齿部磨损得非常严重，有些齿几乎平了。他把钥匙放在铁桌上，轻轻推了一下，钥匙滑到陈建国面前，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细小的锈痕。

    “这是沈国章离职前两天，让我转交给林德福的。”王德胜说，“她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查到这里，给他。’林德福没敢要，让我扔了。”

    他停了一下。

    “我没扔。”

    陈建国拿起那把钥匙。钥匙分量很沉，锈迹在他手掌上留下几道棕红色的痕迹，牙齿磨得很钝，显然被反复用过。

    王德胜补了一句：“这把钥匙，开的是厂办档案室的旧柜——最底下那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