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陈建国拿着那张照片去了城东的老照相馆。照相馆门面不大，招牌褪了色，玻璃柜里摆着几台老式相机和发黄的样片，橱窗上贴着“艺术摄影”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推门进去的时候，门上的铃铛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修一台座机。他抬起头看了陈建国一眼，目光在陈建国手里的照片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摘下眼镜：“洗照片？”

    “翻印。”陈建国把照片放在柜台上，说明来意。

    老板拿起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推了推眼镜：“你想翻印背面？”

    “对，只要背面这一面。正面不用拍。”

    老板又看了一眼照片背面那行字和胶布，把照片举到灯光下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他翻过来看了看正面，又翻回去看背面，眉头微微皱着。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按了按胶布，感受了一下它的质地，然后说：“你这个胶布，不是普通胶布。这是医用布胶布，以前医院用的那种。”

    陈建国心思一动：“能看出来是哪个医院的？”

    老板没急着回答，而是走到柜台后面的柜子前，打开抽屉翻了翻。他翻出一卷旧的医用胶布，撕了一小段，放到柜台上面。他又拿起自己的老花镜擦了擦，凑近看了看，然后把那截胶布递给陈建国：“你比比看，织法一样，边缘的纱线密度也一样。我在医院待过，见过。”

    陈建国接过那截胶布，放在照片旁边仔细对比。他把胶布和自己手上那截照片上的胶布并排放在一起，透过光看了一下，确实一模一样，连边缘的线头走向都一致。他抬头问老板：“你以前在医院工作过？”

    “不是工作，是常去洗照片。”老板笑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飘忽，像在回忆什么。他拿过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说，“那时候有个护士常来洗照片，每次都洗大合影，但她从来不要正面照，只留边角裁下来的背景。”

    “护士？”陈建国的声音稳住了，但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

    “姓白，我记得。”老板眯起眼睛想了想，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两下，“长得挺清秀的，说话细声细气。她每次来都洗好几张，但只要背景。我当时觉得奇怪，多问了一句，她说是单位需要。那时候是95年春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年春天我老婆生孩子，我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陈建国把照片收好，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两张钞票放在柜台上：“加印一张备用，双倍价钱。”

    老板看了一眼那两张钞票，没多说什么，转身走进暗房。陈建国站在柜台前等着，目光扫过柜台上那些老照片。他想起了沈玉兰那张照片上的背景，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老板很快拿着翻印片出来，装在纸袋里递给陈建国。陈建国接过纸袋，道了谢，转身出了照相馆。

    他直接去了苏晚的办公室。看到陈建国推门进来，她抬起头，目光里带着询问。

    陈建国把翻印片放在桌上，和苏晚从人事档案里翻出来的备注栏并排放在一起。苏晚打开台灯，拿起放大镜，先看翻印片上的胶布字，再看备注栏里的铅笔字。

    她把放大镜放下，抬起头看着陈建国：“你看这个‘白’字——”

    她说着，用手指在放大镜下给陈建国看：“两个收笔处完全重合，都是一道钩子。角度一致，深浅一致，连笔锋的走向都一样。这不是巧合，是同一个人的习惯性写法。”

    陈建国凑过去看，果然，两个字的最后一笔都带着一个微小的钩子，角度和深浅几乎一模一样，像是同一个人的手写习惯刻在了笔迹里。

    苏晚又把人事档案翻到另一页，指着“白”字后面的一道划痕：“你看这里，这不是普通的涂死划线。这种划痕是用力压出来的，笔尖陷进了纸面的纤维里。这是用指甲盖压出来的印记。”

    她拿起一支铅笔，用笔尖轻轻在纸面上扫过。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给纸面抚摸。随着铅粉的摩擦，压痕底下慢慢显出一个轮廓——半个“永”字边旁。

    “白永。”苏晚念出声，然后抬头看着陈建国，“代签人全名可能叫‘白永X’。从压痕来看，第三个字应该是上下结构，偏旁是‘日’或者是‘曰’。”

    陈建国没有说话，盯着那半个字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灯管发出的嗡嗡声。他想起了沈玉兰人事档案上空白的那页家属栏，想到那张照片背面写着的“代签人姓白”。这一切像是拼图，正在一块块地拼起来。

    苏晚翻开另一份档案，是最早那批值班表的存根。她翻开到94年7月那一页，手指停在其中一行，然后抬头看了陈建国一眼：“你看这里。”

    浆糊已经被时间干透了，发出一声轻微的撕裂声。随着她一点一点地撕开，下面露出了一个完整的名字——白永昌。

    陈建国看着这个名字，又看了一眼日期——7月24日，夜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那天晚上值班的人里，有白永昌。”苏晚说，声音很轻，但很稳。她把值班表放在桌上，用食指点了点白永昌的名字，“从时间线上来看，他是最早一批值夜班的人。而且你看这里——”她又指了指旁边一个被涂抹的地方，“这里原本应该有署名，但被人涂抹了。我怀疑涂掉的就是代签的署名人。”

    陈建国记下了这个名字，然后走出办公室，掏出手机打电话告诉林秀珍。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林秀珍说：“我去找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下午，陈建国和林秀珍按照苏晚给的地址找到了白永昌的住处——县城老邮电局家属院三楼。那是一栋旧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堆着杂物，有破旧的自行车和废弃的家具。

    他们上了楼，走到三楼的房门前。陈建国敲了敲门，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了几声。没有人应。

    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警惕地打量着他们。她大概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她看了看陈建国，又看了看林秀珍，目光在他们身上扫了两遍，然后问：“你们找谁？”

    “找白永昌。”陈建国说。

    老太太打量了他们几眼，说：“他早搬走了。不过每个周三会回来取信。以前都放在门口的邮箱里，后来邮递员不送了，他就自己来取。”

    陈建国正要再问，老太太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们是不是医院来的人？”

    陈建国心里一动，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这么问？”

    老太太缩了缩脖子，像是有些不安。她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然后压低声音说：“去年有个瘦女人也来找白永昌，穿灰绿夹克。她走了之后，白永昌就没再回来过。以前他每个星期都回来，自从那次之后，就变成了每个月回来一次，而且在门口的凳子上坐一会儿就走，像怕被人知道。”

    林秀珍听到“灰绿夹克”四个字，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一些。她蹲下身子，仔细看了看门口的地面。楼道里光线暗，但她还是看出了一些痕迹——门前的脚印有新有旧，旧的蒙了一层灰，轮廓模糊；新的却还保留着清晰的纹路，边缘很清晰。

    她站起来，对陈建国说：“上楼的脚印是新的，但都是往下走，没人上来。”

    确实，地上的脚印都是向外走的，没有向内进入的痕迹。这说明昨晚有人从里面出来了，但没有进去过的人。

    “他昨晚在家里，看到有人来就躲了。”陈建国说，声音不大，但语气肯定。

    她站在门前，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目光在门板上游走。然后她从包里拿出那张翻印片，塞进门缝里。

    纸条上写的字是她昨天夜里写的：“我不是来追旧事的，只想明白自己被骗了多少年。”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在深夜写的，透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和坚定。

    她签了名：林秀珍。

    然后她把纸条连同翻印片一起塞了进去。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一下一下的，节奏很稳。

    陈建国跟在她身后往下走。

    他回头看了一眼，天井里的光照在三楼走廊上，一切都很安静，没有看到任何动静。

    他继续往下走，走到一楼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像是有纸张被风吹动的声音。

    他走过去，弯腰捡起来。纸条是白色的，上面写着一行字。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不稳，像是在发抖：“明天清晨六点，城西老供销社仓库后门。一个人来。”

    收笔处，仍然带着那个熟悉的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