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珍把三张单据平铺在桌面上的时候，手在纸边来回比画了三次。

    屋子里的光线不太好，窗外那棵老槐树把阳光挡得严严实实，桌面上落着一层淡淡的阴影。她索性把台灯拧到最亮，黄白色的光把那三张纸照得清清楚楚。

    工资条、收款单、产检单复印件——三个不同来源的纸，三个同样写着24.00的栏目。

    她没说话，先把产检单推到陈建国面前，用食指点了点金额栏里的那个数字。

    陈建国接过两张单据，对着光叠在一起看了很久。他把单据放下，声音不大：“数字一样，不等于白永昌一定动了手术。”

    “对。”林秀珍回答得很快，“他可能只是经手人，不知道内情。”

    她从抽屉里摸出一支铅笔，在废纸背面画了几个圈，圈与圈之间连了几条短线，像一张没画完的地图。“但他藏了这么多东西不敢露面，说明他知道的事比经手多。这个数字如果只是巧合，他犯不着连面都不敢露。”

    那种薄薄一层的黄单据纸，正面扣款栏的油墨透了背面，隐隐约约显出几条压痕。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眉头渐渐皱起来。

    “透印的不是完整的字。”林秀珍凑过来看了几秒，低声说。

    她把工资条举到窗口，让阳光从侧面照进来。

    林秀珍眯着眼看了很久，放下纸条，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把工资条放在上面，用铅笔的侧锋轻轻在纸面上刷了一下。

    铅灰一层层铺上去，压痕缓缓显形。

    凸痕被拓在白纸上——一个完整的地址：清江县北街老邮政局家属院3单元401。下面还有一行小数字，是电话号码：清江县产院旧物资仓库的分机号。

    陈建国看了那个号码一眼，没多说话，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过去。

    “产院旧库房，现在是档案室备用线，基本没人打这个号。”

    女声说完，电话就挂断了，连问话的机会都没给。

    陈建国把话筒放回去，目光落在林秀珍脸上。

    “今天去产院旧址。”她说。

    清江县产院旧址已经面目全非了。

    门头被改过一次，原来的“妇产科”牌子摘了，换成“社区卫生院综合诊室”的塑料白牌，塑料牌子被晒得发白，边角翘起了一层皮。林秀珍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马上进门。她绕到侧面的挂号窗口，隔着生锈的防盗网，朝里看了一眼。窗口后面坐着一个胖墩墩的老年女人，头发染得乌黑，正在慢吞吞地翻什么旧本子，翻一页就要咂一下嘴。

    林秀珍敲了敲窗台，那个女人才抬起头来。

    “我来帮亲戚查旧病历编号。”林秀珍说得很自然，声音不高不低，“想问一下，原来这里工号0407的人，当年在哪个岗位？”

    那个老年女人停下了翻本子的手，目光在林秀珍脸上扫了一圈，然后低下头去翻一本旧登记簿。登记簿的封面已经磨得发亮，边角卷了起来，她翻了几页，手指在一行字上停住。

    “白永昌。”她说，语气平淡，“临时工，94年夏天就被辞退了。”

    林秀珍没有追问辞退原因，只继续问了一句：“因为什么？”

    “记不清了。”老年女人的语气有点僵硬，手指在登记簿边上反复摩挲，“好像是自己走的。”她说完，把登记簿重重合上，眼神往旁边飘了一下，又低下头去翻别的本子，明显不想再说话了。

    林秀珍没有再问了。她点了点头，转身朝后院的方向走去。

    后院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当初的水泥路已经碎成了大大小小的石块，踩上去咯吱作响。陈建国已经从后院绕到了旧库房的背面。

    门牌上刻的字还能看清：“库房·用品调度室”。下面钉着一个旧塑料牌，已经被晒得发脆，裂了好几道口子，勉强能辨认出蓝色塑料上面的字：“加班登记处”。塑料牌的表层已经龟裂了，轻轻一碰就往下掉碎屑。

    他用指甲刮了塑料牌背面的灰，刮了好几下，露出一行模模糊糊的刻字——“已调拨”。刻字的沟壑里填满了灰，他用指甲把灰一点一点剔出来，字迹才完全显现。

    林秀珍走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陈建国对着那面废铁皮门牌发呆的样子。

    “这个塑料牌是干什么用的？”她问。

    陈建国站起来，把手里的东西翻转过来让她看。塑料牌的背面用白色油漆笔写着一行字，被水泥灰糊了大半：“已结算，加班调”。他把塑料牌在裤腿上擦了擦，那些字才勉强能看清。

    林秀珍盯着那一行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工资条，把上面的“加班补贴”四个字和塑料牌上的字对照了一下。她没急着说话，又把工资条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再低头看看塑料牌上的字。

    “白永昌不是主刀人。”陈建国说，声音压得很低，“24.00对应的不是手术费，是调度费。”

    林秀珍没有说话。她蹲下来，用手扒了一下墙角的地面，扒了两层草和泥土，手指碰到了什么硬东西。她从灰里捡起一枚巴掌大的塑料图章残片。残片是暗红色的，裂了一大半，表面被泥糊得看不出颜色，但用指甲刮了刮，还能看到残留的几个刻字。她用手把泥抹掉，字迹渐渐露出来——“已结算，加班调”。刻字的手法跟塑料牌上的一模一样，连笔画的倾斜角度都一样。她把图章残片放在塑料牌旁边，两块拼在一起，严丝合缝。

    “同一套东西。”她说，声音有点沙哑，抬头看了一眼已经快要塌了半边的旧库房，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有人专门做了这套东西来配合他办事。”

    下午两点，两人在旧茶摊碰头。

    茶摊在产院旧址斜对面的一片梧桐树荫底下，支着一把褪色的太阳伞，伞面上有几个破洞，阳光从洞里漏下来，在桌面上留下几块光斑。几张铁制圆桌椅，漆面早就磨损了，露出下面的铁皮，边缘生了锈。

    “调度费怎么解释？”她问。

    陈建国拆了一根烟，没点，把烟捏碎了，烟丝从指缝里漏出来，落在桌面上。他看着那些烟丝，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白永昌不是自己想做什么，是有人让他加班调人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主的是后面的人。”

    林秀珍的眼睛抬起来看着他，目光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平静的通透。她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凉茶，咽下去之后才慢慢说：“如果是调人，他就不该是主罪方。他反而可能是那个最清楚内情的人。”

    “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出来？”

    陈建国把那根碎烟放到桌上，声音低了几分：“因为他怕的不是事情败露，而是那个指使他的人。那个人能让他调人，就能让他闭嘴。他躲了这么多年，不是躲我们，是躲那个人。”

    她的目光落在那张拓着地址的白纸上，久久没有移开。她用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敲，突然抬起头来。

    “我不去找白永昌了。”

    她把凉茶一口气喝完，把杯子放回桌面，杯子底在铁桌上磕出一声脆响。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那张工资条的复印件和产检单的复印件，一一叠好，折了三次，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块。“我把这些东西寄一封给他——寄到产院档案室的旧信箱。他既然留下了那个地址，就是想让人找到的。”

    陈建国：“不留寄件人？”

    “不留。”

    林秀珍转身走到邮局柜台前，花了三分钟写好地址，把纸折好塞进信封里。她站在柜台前犹豫了一秒钟，手指在信封上停了停，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护手霜——那是白永昌留在窗台收款单上那一管——在信封背面写下了一个字。

    “懂。”

    她把信封交给柜台，付了邮费，站在柜台前看着工作人员把信放进邮袋里。

    下午四点，林秀珍回到临时落脚点。她刚坐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她接起来。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然后，电话挂断了，咔嚓一声，只剩下盲音。

    林秀珍翻看来电显示——一个陌生号码，尾号和她刚才寄信的邮局柜台电话一模一样。

    她抬起头看着站在桌边的陈建国。

    “邮局的人把信交给他了。”她说，声音平稳得出奇，“他看了。”

    陈建国没有说话，只把目光从电话机移向窗外。

    林秀珍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他现在知道我‘懂了’，所以他不会再藏了。下一个联系我的，就是他本人。”

    窗外，巷口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穿蓝布工装，右手缠着白色医用胶布，胶布边上沾着一点灰，走路的步伐有些急切，很快就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里。

    林秀珍的手在桌面上顿住，目光追着那个人影的方向，眉头慢慢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