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孩子”这四个字压了陈建国一整夜。第二天，他没有先去追林秀珍，也没有把病历本里的纸条摊开给所有人看，而是回到五金店后巷——如果当年被抱走的不止一个孩子，最近回来踩点的人，就不一定只冲着沈清禾。

    陈建国在五金店后巷墙根下蹲了半小时，腿麻了也没起身。手电筒光柱扫过水泥缝里的烟头——省城牌子，烟丝干透，烟纸褶皱里有细密的指纹。他用指甲抠起烟头，借着路灯端详一回，才装进纸袋，封口时多按了两下。又在墙根发现了鞋印——女人的软皮鞋，鞋尖朝巷口，踩在灰尘上还没完全盖住，鞋印边缘清晰，像刚踩上去不到半天。

    他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他把纸袋捏了捏，放进外套口袋。又蹲下去，用手电筒照着那串鞋印看了一会儿，目光沿着鞋印的方向，从巷口追到墙根下。脚印从巷口进来，到墙根下停住，然后转身离开，没有多余动作，也没留下踌躇痕迹。他掏出铅笔和纸，把鞋印拓下来，拓得很仔细，铅笔尖在纸上刮过，发出沙沙的声响，连鞋底的纹路都印进去了。

    回到公司服务站已经是下午三点。周磊正在柜台后面拆货箱，美工刀划开胶带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大声。他看见陈建国进来，手里的美工刀停了一下，目光扫过陈建国的脸色，没问话，转身从饮水机接了一杯热水递过来。陈建国接过来，没有马上喝。他把纸袋和拓片放在桌面上，拉开抽屉，拿出上午那个装烟头的纸袋，并排放在一起，两个纸袋大小一样，边角都折得整齐。

    他坐下来，盯着这两样东西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线斜了一格，杯里的热水凉了，杯壁的温度从指尖传上来，他才端起来喝了一口，嘴唇碰到杯沿的时候，他感到了那种温吞吞的凉意。

    周磊把最后一个货箱拆完，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过去，站在他旁边，目光落在纸袋上，问：“墙根找到的？”

    陈建国把纸袋打开，把烟头倒出来放在桌面上。周磊低头看了一眼，伸手拿起烟头，对着光转了转，烟纸上的字在光线下跳了一下。他认出来了，眉头皱起来，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说：“省城牌子，不是他爸的。”

    陈建国点头。他又从纸袋里拿出那个小纸包，打开，里面是鞋印拓片。周磊接过去看了一眼，眉头皱得更深了，指腹在拓片的边缘摩挲了一下：“女人的鞋。”

    “应该是，”陈建国把烟头收回去，烟头在纸袋里发出细碎的摩擦声，他把纸袋放进铁皮柜，锁好，钥匙串在他手里响了一下，声音清脆而短促，“鞋尖朝巷口，人出去的时候没回头，很从容，不是慌张走的，像来看一眼就走。”

    周磊沉默了一会儿，把拓片递还给他，问：“那病历本的事呢？”

    “林秀珍给的，”陈建国说，声音很平，仿佛已经说了很多遍，不带着任何情绪，“她说是在老病历里夹着的，她以前没见过。”

    周磊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椅子腿在地面上发出一声轻响。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盯着天花板发呆，眼睛一眨不眨，好像天花板上的裂缝能告诉他答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很慢，隔着一层厚厚的东西传出来似的：“你信吗？”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把已经熄灭的烟屁股弹进窗外的铁皮桶里，转过身来，看着周磊。窗外的光线从侧面照进来，把他半张脸照得发白。“昨天谁给服务站打过电话？”

    周磊愣了一下，想了想，眼睛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似乎在回忆每一个细节：“一个女人。她说了一句话就挂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什么话？”

    “她让我转告你——清江老城区，棉纺厂三号楼，找个姓王的退休工人。”

    陈建国的手在窗台上停住了。他转过身，看着周磊，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暗下来，像灯芯被人捻了一下，光渐渐散去，只剩下一点余烬。

    周磊又补了一句，语气带着犹豫，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她说了一句，那个姓王的工人，可能在92年当过医院临时工。”

    陈建国没有立刻回答。他回到桌边，把铁皮柜的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握在手心里，钥匙的齿边硌着他的掌心，传来一种钝而实在的痛感。他摊开手掌，钥匙的压痕在掌纹里印了一会儿才褪下去。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笔，笔尖在掌心停了一下，然后在废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那个地址。

    棉纺厂三号楼。

    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像在用力记住这个地址的位置，笔头在纸上顿住，再移动。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很清晰，像有人在低声念着这几个字。

    “你明天去？”周磊问。

    陈建国把纸折好，放进口袋，没有回答。他抬头看了看窗外，天色已经开始暗了。傍晚的时候，服务站开始关门。周磊把最后一块卷帘门拉下来，铁链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链条和铁皮碰撞的声音在暮色中传出很远，回声在巷子里荡了好几圈才消失。陈建国站在服务站门口，看着天色由橙红变成暗蓝，街上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昏黄的光把他的影子从脚下拖出来，拉得又细又长。

    晚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一种湿漉漉的凉意，吹在他脸上，让他清醒了几分。他掏出一根烟，点上，烟雾在风中很快就被吹散了，散成一团模糊的影子，消失在路灯的光晕里。

    他的手往口袋里摸了一下，摸到了那把钥匙，然后顿住了。他意识到什么，手在口袋里停了几秒，然后抽出来。他低头看了自己一眼——怀表不自觉地没有带出来。早晨出门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想去摸床头柜上的表，但手伸到一半，停住了。他没有拿起它，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就这么空着手出了门，钥匙串在口袋里碰了一下，声音很轻。

    他站在服务站门口抽完那根烟，把烟头踩灭了，鞋底碾过烟头，灰色的烟灰在地面上散开，成了一摊粉末。风一吹，粉末散得没影了。他抬头看着天，天已经全黑了，星星不多，只有几颗亮得很远。他想起今晚本来应该把那块怀表带出来的，但出家门时他刻意忽略了。这么多年了，它第一次没有被带在身上。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转了一下，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面，泛起一圈涟漪，然后平下去。

    手机响了，是苏晚打来的。他接起来，没有先说话，听着她的呼吸在电话那头，轻而均匀，像一阵很远的潮声。

    “那个烟头和鞋印，查到了什么？”苏晚的声音很平静，仿佛下午的疲惫已经消失了一样，但平静里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认真，字句之间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没有指纹，”陈建国说，“烟头干透了，烟纸上有指纹，但很浅，看不清楚。鞋印拓下来了一部分，但没法完整提取，鞋底纹路太细。”

    “林秀珍给你的那个病历本，里面有夹层吗？”

    “没有，”陈建国说，“我都摸过了，纸张很薄，没有能藏东西的地方。但纸条不是新的，纸角都发黄了，有一股旧柜子的气味，像放了很久没动过，纸边还卷起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然后是苏晚的声音，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很慢地说：“林秀珍下午来找过我。”

    陈建国握着手机的手下意识地紧了紧，指节在塑料壳上压出白印。

    “她给我看了一张省城烟盒，”苏晚的声音依旧很慢，慢到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他耳边停顿了一下，落下来，“牌子和你墙根捡到的那个，一模一样。烟盒背面，只有一行字，是用铅笔写的，字不大，写得很工整。”

    她又停顿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又安静了几秒。

    “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开头区号不是清江的。”

    陈建国感觉到胸口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像石头落进深水里，没有声音，只有一阵越来越深的寂静。他握着手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电话那头苏晚的呼吸声像针一样细，传进他的耳朵里，清清楚楚。

    风从巷口灌过来，吹得他外套的一角掀起来，打在腰上。他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有一颗像在眨眼睛。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机按在耳边，听着呼气和吸气的节奏，一下，两下，时间像被拉长了。

    过了很久，久到路边最后一辆三轮车也开走了，巷子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听见远处夜市里传出的零散叫卖声，像隔了几条街，断断续续的。

    “明天，”他说，声音比刚才大了几分，像终于找到了力气，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我去找那个姓王的。”

    苏晚没有拦他，只有一句：“我明天陪你。”

    电话挂断后，陈建国把手机放进口袋，转身朝巷子的方向看了一眼。巷口那盏路灯的光照在地面上，把一条长长的影子拖在他身后，黑的，一动不动。他没有再看，转身走进了夜色里，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响了一会儿，然后渐渐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