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边区的夜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窗帘微微鼓起又落下，像一个人在一下一下地呼吸。

    王军躺在床上，光着膀子，被子只盖到腰际，露出胸口那片稀疏的汗毛和肋骨投下的阴影。床头柜上的台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张原本就不大的脸照得更加瘦削，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眼袋像两个深色的半月挂在眼睛下面。他抽着一根烟，烟雾从指间升腾起来，在灯光下像一团灰白色的幽灵，慢慢升到天花板，散开，消失。

    刘芳趴在他旁边，被子裹到肩膀，只露出一个脑袋和一只手。她的头发散开铺在枕头上，枕套是白色的，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手指在床单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她今年三十二岁，比赵红梅小几个月，但看起来比赵红梅老，颧骨高，嘴唇薄，眼角的鱼尾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她以前在纺织厂上班，厂子倒闭后做过服务员，卖过保险，最后被王军拉进了这个行当。

    她不招嫖，只负责打电话。在嫖客犹豫的时候打过去，在电话里哭，说孩子生病了，说老人住院了，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她的声音是甜的，哭起来是脆的，连她自己都觉得好听，像风铃在风中摇曳，清脆却空洞。

    “军哥，红梅姐进去一个月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王军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床头柜上，碎成几截。“嗯。”

    “她会不会把咱们咬出来？”刘芳从枕头上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王军看着她，伸手摸了摸她的脸。他的手指粗糙，指腹有厚厚的茧，指尖在她颧骨上轻轻刮过。“不会。她不敢。”

    “你怎么知道她不敢？”

    “她儿子在省城。”王军把烟叼回嘴里，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了。“她要是敢咬咱们，她儿子就别想安生。”

    刘芳沉默了。她重新把头埋进枕头里，手指不再画圈了。她知道王军说的是什么意思——卢天熊的手下在省城也有势力，在城边区更是可以横着走。

    赵红梅的儿子在省城上学，卢天熊要是想动那个孩子，一句话的事。王军不是第一次拿这个说事了。

    每次有人说要退出，他就搬出这套话。每次都很管用。那些人不怕警察，不怕坐牢，但怕孩子出事。这世上，有些软肋是碰不得的。

    王军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掀开被子翻身压在她身上。

    “军哥——”她伸手推他的肩膀。

    “别想那些没用的。警察抓不到咱们。”他把她的手按在枕头上，低头吻她的脖子，动作粗暴，像在啃一块没有煮烂的骨头。

    刘芳闭上眼睛。她想起赵红梅第一次跟她说这个事的时候——那天在加油站旁边，红色的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赵红梅的脸红得像喝醉了酒。赵红梅说，有个司机差点上钩了，但最后没成。

    她说那个司机开的是黑色的SUV，车很新，人很年轻，长得还不错。刘芳问她后来呢，赵红梅说开走了。刘芳笑了，说红梅姐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赵红梅瞪了她一眼，说放屁。两个人在夕阳下笑成一团。

    那是她们最后一次笑。

    王军从她身上翻下来，躺在旁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刘芳蜷缩在被子里，背对着他。窗外的月亮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惨白的光照在地板上。她睁着眼睛看着墙上的影子，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赵红梅。

    “军哥。”

    “嗯。”

    “红梅姐会不会被判重刑？”

    “不会。卖淫，以她的状况，也就几个月。估计下个月就出来了。”王军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刘芳把被子蒙在头上。她闭上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赵红梅——她们一起在加油站旁边等生意的时候，赵红梅总是站在阳光下，说多晒太阳能补钙，她的腿经常抽筋，医生说是因为缺钙。她觉得好笑，一个靠出卖身体赚钱的女人，居然在意自己缺不缺钙。

    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她没有擦，任它流。

    “刘芳。”王军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嗯。”

    “别想了。睡吧。明天还有活。”

    她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不想让他听到，每次听到都会骂她没出息。

    她不是有出息的人，从来都不是。从那年在纺织厂下岗开始，她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但至少她曾经是个好人——不偷，不抢，不骗，不害人。现在她什么都干了。

    窗外的月亮慢慢西沉。刘芳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地板上。王军已经起来了，站在镜子前穿衣服。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拉好拉链，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塞进口袋，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一沓钱，塞进夹克的内袋里。

    “我出去一趟。下午回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刘芳从床上坐起来，“去哪儿？”

    王军看了她一眼，“不该问的别问。”

    刘芳闭嘴了。王军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下来没有回头。

    “赵红梅的事，别想了。她不会出卖我们的。”

    他拉开门出去了，门在身后关上。刘芳一个人坐在床上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涂指甲油。这双手曾经在纺织厂里穿梭，把一根根细线穿过针眼；曾经在火锅店里端着滚烫的锅底，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曾经在保险公司里给别人递名片，笑着介绍自己“我是太平洋保险的刘芳，请多关照”。现在这双手只做两件事——打电话，数钱。

    她从床上下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楼下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她看到了一个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走过，婴儿车里的小孩在笑，小手在空中挥舞，像在抓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看着那个孩子，眼眶红了。她也有过一个孩子，三岁的时候跟着前夫走了，她再也没有见过。她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长什么样，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他学会了什么新词，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在梦里叫妈妈。

    她转身走回床边坐下，拿起手机翻到赵红梅的号码。手指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没有按下去。放下手机，站起来开始叠被子。

    下午，王军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夹克的拉链敞开着，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刘芳正在厨房里煮面，听到门响探出头来。

    “军哥，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王军没说话，走到沙发前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烟雾在客厅里慢慢升腾。刘芳关掉火从厨房里出来站在他面前。

    “军哥，到底怎么了？”

    王军弹了弹烟灰。“卢天熊的假钞生意，可能要出事。”

    刘芳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董建国被抓了。他的印刷厂被端了，七个人全部落网。”王军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着烟的手在微微发抖。

    “董建国？就是那个——给卢天熊印假钞的？”

    “嗯。”

    刘芳在他旁边坐下来。“那咱们怎么办？”

    王军弹了弹烟灰。“不怎么办。董建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假钞的事，跟我没关系。”

    “可是——咱们的假钞不是从董建国手里拿的吗？”

    “不是咱们。”王军看着她，眼神很冷。“是我。不是你。”

    刘芳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了。王军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抽屉前拉开，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比早上那个更厚。他把信封放在刘芳手里。

    “拿着。明天离开城边区。去南方，越远越好。找个城市，换个名字，重新开始。”

    刘芳看着那个信封，又看着王军。“军哥，你——你要干什么？”

    王军没有回答。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阳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一清二楚——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那种平静不是一个即将去自首的人会有的，也不是一个打算在逃跑的人会有的，是一个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什么都不在乎了的人才会有的平静。

    “走吧。别问了。”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